到了宋朝,车船在战争中有很大发展,都料匠高宣所制巨型作战车船长20～30丈(约合60～90米)，有23～24个车轮桨。在其所制十几种车船中，双车船和四车船是常用的中小型作战车船。王彦恢所制“飞虎战舰”，旁设4轮，每轮8楫（叶片），十分轻捷，是常用车船的典型。当时水军装备的战船还有海鳅（模仿海鱼形状的战船）、双车、十棹、防沙平底等各类舰艇，供江、海防御调遣之用。南宋水军统制冯湛综合几种船型之长，造成“湖船底、战船盖、海船头尾”的多桨船，长8丈3尺（约合25.5米），用桨42支,载甲士200人，江河湖海均能适用。南宋秦世辅创制的铁壁铧嘴平面海鹘战舰，长10丈（约30.72米）,宽1丈8尺（约5.53米）,船底厚1尺（约30.72米），10橹，水手42人，载战士108人。张贵所制的无底船，是一种奇形战船，船后截中部无底，只有两舷和站板，加以伪装，引诱敌军跃入溺死。当时还有一种鱽鱼船，船头方小,尾阔底尖,尾阔可以分水，头小底尖使阻力大为减少。这种长5丈（约15.36米），能乘50人的鱽鱼船是较早见于记载的用渔船作战船的实例。

宋朝的海舟以福建船为上，明朝的海舟则以舟山的乌艚船为首，而浙直间多用沙船御倭，后来用沙船、福仓船和东莞船守舟山。大号福船势雄力大，便于冲犁敌船，即所谓斗船力不斗人力。大福船柁楼三重，底尖上阔，首尾高昂,能容百人,福船的形制规格最称完备。广船主骨架用铁力木制成，坚固性胜过福船，但铁力木难得，维修不便，后来游击将军侯国弼加以改进，底用广船式，上用福船面。明朝在江浙一带作战时往往使用两头尖的鹰船先行,它行驶敏捷,进退裕如；沙船随进，战无不胜。尤其是浙江的十橹苍山船,原是太平县渔船,曾在抗倭战争中发挥重大作用，号称“苍山铁”。后来战场南移又多用福船御敌。嘉靖四十年(1561)的宁台温之捷, 戚继光 、胡震等所部战船近战倭船,犁沉敌船10余艘，烧残敌船 5艘。从这一战例中可见当时明军的战舰占有较大的优势，舰船结构强度和航行速度均优于敌舰。明朝还制造了两头有舵、进退神速的“两头船”，以及特种战船联环舟和子母舟。联环舟船体长 4丈（约合12.4米）,分为两截,前截占1/3，装载爆炸火器，后截占2/3，乘战士。冲撞敌船时,舟首倒?钩钉牢敌船,火器爆炸后与敌船同毁。撞击时，联结前后截的铁环自解，后截得以在爆炸前回驶（图4）。子母舟长3丈5尺(约合11米),前2丈是舰船，后1丈5尺只有两舷侧帮板,腹内空虚，藏一子舟，母船发火与敌船并焚，军士可驾子舟回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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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明清时期以后，中国古代战船的发展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隋唐五代两宋时期多用于锤击敌船的拍竿已经消失，而改以战船本身犁沉敌船，这说明船舶制造和驾驶技术的进步；二是从明初起，战船上配备了火炮。

清朝前期,中国水师一般以70～108尺（约合22.4～34.5米）长的赶缯船为主力战舰,次则以长50～70尺(约16～22.4米)的沙船和双篷艍?船用于攻战追击,再次为长 20～50尺（约6.34～15.36米）的唬船和哨船用于追逐哨探。乾隆六十年(1795)福建水师因赶缯、赶艍等船笨重，按泉州同安梭商船式改造，嘉庆五年(1800)又仿照广东米艇添造战船,分大、中、小3等（各载米2500石、2000石、1500石）。嘉庆十一年又添造大横洋梭船作为战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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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与装备

战国时期，船名有大翼、小翼、突冒等名称，已体现出当时人们对于战船快速性的关注。到汉朝,人们对船型与船舶性能的关系已有一定的认识,作出了狭而长的船速度高，短而宽的船稳定性好的科学描述。为追求船舶的快速性，出现了效率较高的推进工具橹，俗称“一橹三桨”。在同一时期，对于风力的使用也有较大的进展。到三国时期已有3帆、4帆以至7帆,各帆交错布置以提高风帆效率。一般用纵帆，能根据风向随时调整张帆的角度。以竹竿维布帆，重量大，起落迅捷。车船的出现标志着古代人力推进船舶快速性的最高水平。到了宋朝，车船进一步发展。据文献记载，唐朝的海鹘船头低尾高、前大后小,两舷置浮板形如鹘翼,稳定性好，不易倾侧，这是最早的船舶稳定性装置的记载；而降低船舶重心以增加船舶稳定性的记载则更早。中国古代战船适航性能的发展虽然较晚，但其发展速度却较快。如沙船就已具有较好的适航性能，它在逆风逆流的情况下也能航行。中国古代有不少船型都能适应不同的自然环境和恶劣的气象条件，而自宋迄清许多综合性船型的出现，也表明人们对不断改进船舶适航性能所作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