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书 欧洲历史上的战争

【名称】《欧洲历史上的战争》【作者名】迈克尔·霍华德【朝代（国家）】英国作者：迈克尔·霍华德 【正文】前言 OPUS系列的编辑邀请我写这本书，以接续西里尔·福尔(Cyril Fall)教授的著作《拿破仑以来的战争艺术》，该书是牛津大学出版社于1961年为本校图书馆编印的。福尔教授在这方面的研究已臻完美的境地，几乎已无他人置喙的余地。因此，看来最好的办法是从编年史角度以及叙述的规模上，来进一步扩展这一主题，不仅探讨“战争的艺术”。而且要探讨欧洲一千年来战争方式的演变(对此我们是有可靠记录可查的)，不但追踪战争本身的变化，而且还要试图追踪这一时期内与战争有关并影响所及的技术、社会与经济诸方面。 直到不久前，对战争的研究一直是说教式的，规范化的。就是说，对以往战争的研究，是为了演绎出一些不可改动的原则与发展规律，来有效地指导未来的战争。只要战争仍是被组织起来的、具有威胁作用的力量，战争就仍然是处理国家间关系的一种工具，上述那种研究分析就仍是需要的，福尔教授的著作正是其中的优秀之作。但是，把战争从它的环境中抽出来，不去研究技术的层面，必然会忽略应当掌握的重要方面，不仅指战争本身，而且也无法深刻理解发生战争的社会演变。 研究战争的历史学家，不应当只去发掘一些行动准则而置理解历史于不顾，不应当只做一名“军事历史学家”。因为，事实上，没有一个人文科学的分支不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同战争有关。正加汉斯·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uck)说的，研究战争不仅要研究政治的背景，还应当研究经济的、社会的与文化的背景。战争是人类经历总体的一部分，对每个“部分”的研究只有同其他“部分”联系起来才能研究透彻。不说明战争的背景，是无法充分地描画战争的。 如今，以这种观点为基础来研究战争的书籍已大量涌现，我只不过是撷拾他们的某些观点，肤浅地加以归纳而已。本书的附注中己列出我所参考的书目。我还从与数位同行的讨论中大大受益，其中有J·M·华莱士-哈德里尔教授，莱昂内尔·巴特勒教授(J．M．Wallace—Hadrill and Lionel Butler)，他们曾巧妙地纠正我有关中世纪的某些可笑的错误概念，S·E·芬纳(Finer)教授关于现代社会中武装力量地位的观点对我十分有用。我尤其感谢沃里克大学的副校长、有关的系与大学生，他们不仅给我机会在1975年春季的拉德克利夫讲座中试讲我的某些观点，而且事实上是对我很有益的。 迈克尔·霍华德 牛津大学众人学院 197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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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骑士的战争 一位研究中世纪的历史学家最近提示我们：“欧洲的版图是在战争的铁砧上锤出来的。” [ 作者注：R.A.Brown,The Origions of Modern Europe,London,1972,P93。 ] 的确，用“战争”这个字眼来形容欧洲dl的历史，仍显太宽厚了。在这块dl上,罗马帝国统治下不牢靠的和平瓦解之后，入侵者的浪潮席卷各地：哥特人 [ 译者注：Goths，古代日耳曼族的一支。 ] 与汪达尔人 [ 译者注：Vandals，属于日耳曼族。 ] 从东来，穆斯林从南来，最后，最最可怕的是维京人 [ 译者注：Vikings，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人，亦指北欧海盗。 ] 从北来。从4世纪最初的野蛮人入侵到10世纪末，几近六百年中，入侵者的后裔不是被同化了就是被排斥了。以后轮到了欧洲人民开始扩张，首先向东，然后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向南、向西扩张。为此，从13世纪到近代这一时期内，欧洲的“和平”，基督教徒在教堂中如此诚心诚意地祈求的那个和平，只是此时彼时、此处彼处出现一些例外的、不稳定的绿洲上存在过。毫不奇怪．整个社会需要一个模式——使欧洲人民在某种环境下能以生存的模式；后来数代历史学家称呼这种社会模式为“封建制度”。 若干半游牧好战部族相继而来，互相碰撞或互相融合，如同动荡海洋中的汹涌波涛。紧随4世纪哥特人与其他入侵者侵入之后，法兰克部族又进来了。这些部族松散地联合在梅罗文（Merovingian）家族的领导之下。8世纪中击退了穆斯林从南方对法兰西的入侵，9世纪初在加洛林家族 [ 译者注：Carolingians，法兰克王国第二个王朝。 ] 统治时期创建了西部欧洲短暂的统一。当时，莱茵河以东地区面临马扎尔人 [ 译者注：Magyas，匈牙利的主要民族。 ] 的屠杀近一百年。欧洲的北部、西部与南部沿海地区以及大船可溯流而上的内地，则在一个更长的时期内受到斯堪的纳维亚的维京人的蹂躏——掠夺，火焚；有时维京人也以殖zx身分定居下来。这种殖民活动最早始于10世纪初的诺曼底。此后二百年，诺曼底人皈依了基督教，建立了封建制度，成为欧洲公认的出色战士，放手向外扩张，征服了英格兰的萨克森(Saxon)王国与南方意大利与西西里的穆斯林；最后，在11世纪末，把入侵之潮从欧洲转出去，藉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渗入亚洲。同时，日耳曼的战士特权阶层以同样的神圣名义把马扎尔人禁限于匈牙利地区之后，开始把他们自己的边疆朝东推移，制服了斯拉夫人，推行了殖民化，并且强使异教徒改变宗教信仰。 “封建制度“的产生，不仅为政治所必需，也是经济所必需。历史悠久的地中海贸易因穆斯林崩裂造成商贸行为萎缩．欧洲香料奇缺，土地成为唯一的财富来源。再者，为了迎战驾大船的维京人与骑小马的马扎尔人的种种威胁，加洛林王朝必须把自己的主要力量置于机动状态。这只有骑马方能做到。一旦马镫成为8世纪的法兰克人通用之物，马匹不仅能用于迅速集中力量，并且也能用来作战了 [ 译者注：See Lynn White,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Oxford,1966,P2 。 ] 。速度可以转化为突击。长矛不必抛掷，可以夹在腋下作战并携回营地。有坐骑的人较步行的zx为优越；一千年后，装备后膛枪的人比手持长矛的敌人处于有利得多的地位，也是同样无可怀疑的。在这两种情况下，军事优势都导致了政治上的控制力。 因此，8至9世纪，有地位的作战者，就是骑在马上的战士．也就是骑士(武士)。 [ 作者注：有意思的是，法文和德文中的“骑士”只作骑士解释，而英文中的“骑士”又指现代德文中的“侍从”或“侍从官”。 ] 公元866年，沙勒迈恩(Charlemagne) [ 扫校者注：Charlemagne是拉丁语的一种变体，相当于拉丁语Charles Magnus(伟大的) ，即英语Charles the Great，通常称作“查理大帝”或“查理曼”，神圣罗马帝国的开创者。 ] 的孙子“秃头查理”把他的佃户头召集到分封的宅邱来，坚持要他们在他骑马外出时，都要陪骑侍候，此后便成了规矩。于是开始了一个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逐步升级的昂贵惯例。在马上力量(后来是用坦克或战舰)的撞击中，优势来自有效范围、防御力与速度的组合。有效范围来自矛的长度与重量，防御力由甲胄来提供，最初是一领从脖颈到膝头的锁子甲，这是一种昂贵的装备，除了战马外，这就是一位骑士最宝贵的财产了。速度则受到负载过重的制约。因此这类马匹都用特殊方法喂养，以便使它们既能负重又能保持威力，在关键时刻能立即发挥出来。在一场历时较久的战斗中，这样的马匹需要有备用的。无论如何，一位武士总需要再有一匹马来帮他运载越来越多的辎重——长矛，长剑，头盔，甲胄。至少他还需要一名携带甲胄的人，一名武士随从，也可能是一名男仆；一名较轻装的骑者为他搜索与侦察；一名或两名步行的兵士负责护卫。为此，一位骑士扩展成一个“兰斯”，即一组五六个人，就像一辆大型战车的一个组。全部装备成为十分昂贵的花费。 穿戴盔甲骑马操纵着重武器的战斗，决非外行人所能胜任，只能维持生计的人也买不起这样的装备。因此，到了10世纪，战争成为一种有钱人的专业，他们从很小的时候起便开始接受专门训练。如何保证他们经济上有靠，以便使他们专心献身于他们的事业呢？主要靠赏赐他们土地，他们便向主人报以服务与忠心。这种赏赐便是采邑（封地），即成为封建社会的基础。军事专门化的三重关系，土地所有权，个人的义务，形成一个拥有土地的战士阶级，被免除全部赋税，只需一年之中有若干日子骑在马上为主人服务。为了确保他们拥有的土地，他们为自己筑起了城堡。这些城堡通常都坐落在道路附近，有一座“主楼”供家属居住，有侧楼供随从居住，周围有高高的围墙，有城垛防止侵犯者架梯，城堡四周并筑有护城河。中世纪的城堡是实力的象征，而战争便直截了当地成了保护财产的争斗了。 那个战士阶级的后裔(几百个家族不断互相通婚，不断因补充新成员而得以复壮)，把持着欧洲土地的支配直到16世纪，把持着政治上的统治直到18世纪，而社会的支配直沿至现代。佩带武器，头盔上插着羽饰，盾上有徽记(在战斗中能立刻认出来)，在欧洲社会成为高贵的象征达一千年之久。它的价值至今不变。但在中世纪 [ 译者注：在西欧历史上，从西罗马帝国分崩离析的4世纪与5世纪起，至15世纪文艺复兴，称为中世纪，亦称“黑暗世纪”（但主要指10世纪前）。 ] ，这种徽记仅仅表明一个人的职能，谁有这样的职能谁都可以用。贵族还未成为可继承的特权阶级；打仗仍只是一种职业，有本事的人都可以参加。 但是，既已通过杰出的军事才能获得了高贵地位，骑士们便企盼根据某种法规炫耀自己。很快，战士的作用因有一系列半神圣的仪式而更形突出，许多“中世纪”的东西至今仍能透过变形的镜头，在15世纪的传奇中见到，这些传奇把杜撰的金色的“骑士风度”魅力（已消失的社会的余晖）投影到世界上来 [ 作者注：J.Huizinga,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London,1937,passim。 ] 。“骑士风度”这个概念本身，实质上只是指骑士的行为，是一个古老的概念，至少同行吟诗人 [ 译者注：11到13世纪主要在法国南部及意大利北部的抒情诗人。 ] 时代一样古老，这些诗人早在12世纪欧洲文学还处于黎明的时代就在吟唱人们的美德，不仅歌颂勇敢，而且歌颂光荣、高尚、谦恭与纯洁。骑士不但应当“无惧”，而且应当“坦然”。骑士精神是一种生活方式，因参与教会的若干仪式而神圣化，以至逐渐同神职人员难以区分了。的确，在12世纪，军事等级 [ Markgraf注： 这里的[等级]明显应该是[Order]这个单词，应该翻译成[修会]，[军事修会]即一般所说之[骑士团]。 ] ——圣殿骑士，圣约翰骑士，条顿骑士 [ 译者注：条顿人相传为日耳曼人的一支，公元前4世纪居住在易北河口附近的北海沿岸。 ] [ Markgraf注： 条顿骑士团[Teutonic Order]，如果用德语应该是[德意志骑士团/Deutscher Orden]，英语中的条顿[Teuton]一词基本上可以和德语中的德意志[Deutsche]一词等同。此处的[条顿]和历史上给罗马带来恐慌的条顿人并无联系，指的是使用条顿语族的日耳曼人(德国人)，区别于罗曼化的日耳曼人(法国人)。 ] ——的建立，是有意识地模仿神职体系的。不同的剑带与靴刺区分不同的骑士等级，就像不同的发式能区别僧侣(修道士)还是教士。在印度，袄教与“加拉哈德” [ 译者注：Galahad,亚瑟王传说中的英雄骑士,是国王佩尔斯的外孙,血统高贵，因此只有他有资格取得圣杯。此处是指印度的高等种姓。 ] 特有一种神秘形象，已分不清教士与骑士，都同样地献身，同样地神圣。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对这样的概念是钦羡不已的。 这种日耳曼战士与拉丁教士混合到一起的显著特色，成为中世纪文化基础的一部分。教会从一开始就欢迎骑士阶级，为他们祝福，因为战士是为着保卫基督徒才去击退异教的穆斯林、马扎尔人与北欧人的入侵的。主教们与修道院长们愉快地承担军事责任，他们拥有国王们(由他们加冕的)赐与的采邑，因而能慷慨地资助军事装备，反正他们自己不必去打仗流血，只需偶尔用用那个有用的武器——权杖。同时，野蛮人入侵被扼制后，主教们与修道院长们更把战争行为同基督教教义结合起来，屡次尝试得手。 “战争的权利”或“发动战争的权利”这些概念都无暇计较了，因为北欧人像吞没一切的火焰那样横扫dl；同时，基督教教士发现也很难用这些概念去计较穆斯林，因为穆斯林疯狂地决心依仗长剑把人们都归化过来．否则就把人杀死。所以．在同异教徒的战争中，没有清规戒律的约束，骑士们无论犯了什么罪恶都可以获得赦免。12世纪，在基督教教会的保护下，条顿骑士团向东欧的斯拉夫人与文德人 [ 译者注：Wends,属于西斯拉夫人的一个分支，其后裔索布人为德国的少数民族。 ] 发动一次十字军东征，简直就是一场灭绝性的战争。 然而，基督教世界内部，至少从原则上来说，情形也是不同的。基督徒互相杀伐是可悲的，教会为此深表痛惜但无力制止。基督教神学家们同意有一种战争应认为是“公正的”，扼要说来，即由一位合法的修道院院长以正当理由发动的战争，便是“公正的”战争。毫不奇怪，一代代专门培养成为战士的阶级，在没有外部敌人的时候，便互相残杀起来。在没有共同承认的掌握裁判权的权威的情况下，即使在并非好战的社会里也会发生武装冲突。权利、义务、责任与效忠，更因封建制度的占有权，交织在一起，极易产生无穷的争执，由于欠缺一个明确的法律制度与执法部门，人们多半要靠战斗来维护各自的权利。 这种战斗被看作是请求上帝裁决，大半个中世纪时期，每个有自尊心的人都有权发动。逐渐地，在罗马法典的影响下，有了一种区别：私人之间的争斗被称为“私下的战争”，君主（诸侯)间的战争被称为“公共的战争”；后来，前一种战争逐渐被视为非法。“私下的战争”也就是不张扬的战争，只有在尽可能避免使社会遭受大损害的情况下才被接受——一个人可以在战斗中杀死他的仇敌，但不能烧掉或剥夺仇敌的财产。至于“公共的战争”，限制要少得多。俘虏可以归于战胜者或从俘虏身上勒索赎金；败敌的财产是合法的战利品；可以按人头来征收贡物。原则上，不仅教士及其财产，而且土地耕种者也可豁免交纳战利品，不受战败掠夺。但是，如果他们被怀疑“帮助与赞同”战争（他们也通常如此），豁免就不适用了。最后，有一种更可怕的战争形式，最常见于围困战，被围的城堡拒绝投降，决心死战，城破之后，不仅财产，就连战败者的生命也都任凭征服者摆布了。 到了14世纪，有关战争行为的限制与法律规定精心炮制出来。大部分是成文的，在西欧基督教世界能得到相当普遍地遵守。这些法律规定的产生，部分来自教会的压力，部分来自罗马法典的影响，部分系由那些骑士团雇用的研究法律的专家（传令官）数百年来从实践中逐步编篡整理而来。有了遍布欧洲的名誉法庭，法律的力量加强了。这些法律，与其说是一个确定的法律体系或出于人道主义的有意识的限制，还不如说是一些社会行为的准则。就是在骑士之间规定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在某些情况下，屠杀俘虏是可以容许的（如果在一场战斗开始前，说过“决心死战”这样的话或者做过这样的表示），否则，就不允许。杀戮俘虏不认为是错，但杀害妇女儿童是不允许的。一个要塞的防守部队拒绝投降，城破被俘后，将被处死，司令官遭到同样处置，因他拒绝投降，遂与军队同归于尽。 编纂战争法律者日益增多，与其说是出于基督教义的、法律的或骑士的良心，不如说是由于一种完全不同的新情况：战争的逐渐商业化 [ 作者注：M.H.Keen,The Laws of War In the Late Middle Age,London,1965,P154ff. ] 。勒赎与掠夺不再只是欣然同意的奖赏，而对于越来越多的参战者来说，已成为他们的行动的主要目的。征募兵员的代价微小，而一场战斗的获益能使他们致富。因此，重要的事情必须弄清：如果战争结束了，和平也按常规到来，那么，什么时候可以得到多少战利品，以及如何分配；可以要多少赎金，谁有权去要？由于忠心服役可期望得到这些合法的奖励，即使要冒风险、要经受艰难考验，到了中世纪末，这样的动机常常导致人们去参加一场战斗。甚至在一场纯属封建领主间的战争中，各个阶层都会有人去参加雇佣军。 但是，研究中世纪的历史学家们一贯着力提醒我们，在欧洲，封建制度既不是处处相同的，也不排除其他各种占有与服役关系。看看某些不同情况也许是有益的： 法兰西是各种体制的发源地。由于前加洛林王朝在抵抗北欧人入侵方面只能提供象征性的保护，于是中央权威分散到了所谓的从属的“分支”（即“委员会”，类似古代日耳曼战士团的“伙伴”）身上，他们可以代代继承，有真正的独立采邑诸如埃诺（Hainault）；佛兰德斯（Flanders）；布列塔尼（Brittany）、普罗文斯（Provence）；他们逐渐地不再理会对王室应尽的义务，王室已无力加强或削弱他们。王室为了保护自己，不仅要依靠自家的骑士，还要依靠发薪金的军队。这些领薪的士兵可能是失去土地、生活不安定的骑士，随着欧洲和平逐渐到来，人口增加，这种人的数量也在增多。也许是因为雇佣的骑兵在装备上远不如骑士讲究，因此被称为军士而不是骑土。或许因为步兵已不被重视，甚至只作为听差使用，因此被称作“男仆”。也或许因为可称作12世纪技术奇迹的机弩，使用它们的“专家”通常须花大价钱，因此常常从意大利或普罗文斯进口雇来。由于这种种原因，雇佣的骑兵军队便应运发展起来。 成立雇佣军队需要金钱。12世纪因经济复苏，商人与教士手中的金钱越来越多；并且，某些贵族已过惯奢华生活，情愿出钱，以代替去军中服役。为此，到了13世纪初，法兰西国王腓力·奥古斯都（Philip Augustus）就能调集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去对付他的表兄弟——英格兰国王安杰文（Angevin）。安杰文依靠王权与赋税来扩张军队，结果不是败于腓力，而是败于他自己的属下——几位伦尼米地区的男爵。 南欧的情形更为复杂：部分原因是西班牙与南部意大利同穆斯林之间连年战争不休，部分原因是地中海区域敛财有道，比任何地方复原都快。因此，骑士更加独立化，更加雇佣化。南部法兰西的骑士们有自己的堡垒，不承认任何封建领主；傲慢自大的卡斯蒂利亚贵族（Castilian，以该地为姓，国内堡垒林立，蔚为壮观）在中世纪的欧洲曾臭名昭著。在加泰罗尼亚，巴塞罗纳的伯爵们借助于交通便利，能有效地把较远地区的诸侯置于附庸地位，并在疯狂的好战的教会的帮助下，以更坚定、更迅速的步伐把中部与南部西班牙从穆斯林手中夺回。 在意大利，城市居民及农村贵族较少受到北方伦巴底来的加洛林王朝与南方海上来的北欧人广泛传播的封建主义的影响。商人、地主、城里人与农民在面临马扎尔人从北方入侵与穆斯林从海上入侵的威胁时，便同仇敌忾地武装起来。服兵役甚为普遍。城市由本城的民兵保卫。别的地方，安全状况决定于武装强弱；而在意大利，武装力量的强弱主要的不在占有这些力量而在于财富。 12世纪入侵者已一劳永逸地被赶出意大利半岛，只除了北欧人在西西里与南部意大利实行了严厉的、有效的统治。但是，五百年来的动武习惯是不会轻易消失的。11世纪末，教皇与国王之间的冲突使意大利社会两极分化，造成城市与城市之间，家族与家族之间的长期不和，这种内战为任人雇佣的“自由”士兵提供了一个乐园。当时经济的发展也为这种雇佣制度准备了条件。 在日耳曼，莱茵河谷地区封建制度的发展，同北部法兰西一样深入，骑士精神同欧洲其他地区一样盛行。但以东地区的军事服役制度推行较慢，骑兵的发展也同样缓慢。萨克森、弗朗科、斯瓦比这些日耳曼部族仍像他们塔西陀时代的祖先那样，停留在用斧与矛步行作战的农民军队阶段，直到10世纪马扎尔人的入侵引起震动，骑马射箭的游牧民族向西席卷了北日耳曼的广袤平原。日耳曼人急起直追他们的西方表亲，发展了骑兵部队，并改进了社会制度以便支持武装力量。在萨克森族的亨利与奥托的领导下，公元933年赢得了麦什伯格（Merseburg）战役的胜利、955年莱希费德（Lechfeld）战役的胜利，导致建立奥托王朝继承加洛林王朝，奥托成为皇帝。有些新封的贵族追随他们的皇帝在意大利从事灾难性的征伐。其余人加入条顿骑士的十字军，往东征伐，以开拓疆土,拯救自己的灵魂。十字军遍及科兰、波兰与普鲁士的平原与森林，所有的掠夺与屠杀都被宽纵的教会认定是神圣事业。他们在那里自封为统治阶级，这类事情在欧洲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至于英格兰，9世纪与10世纪来自北欧的入侵导致萨克森的国王们纷纷充实国民军 [ 译者注：原文fyrd，系指诺曼底人征服以前的英国国民军。 ] ，所有的自由民都有从军义务，这种军役制度有点类似海峡对岸的加洛林王朝。但是，只有在北欧人征服全欧洲后，这种封建的军役制度才有可能充分实施。北欧的国王们用自己的领主替代萨克森族原来的大乡绅，这些领主作为敌对领土上的征服力量去执行任务，修建了不少至今仍旧可见的巨大城堡。 从军事上说，占领英格兰的北欧王朝及其继承人，在疆土拓展方面走得很远，他们不仅要管住当地的英格兰人，并把边疆扩展到苏格兰与威尔士地区，还要保持住在欧洲dl的权力。领主们的义务服役组成北欧军队的核心骨干，后来成为11和12世纪安杰文军队的核心骨干。但是，每年服役期只有六十天，这对于组成一支军队并带去dl作战，是远远不够的；更不必说还要镇压苏格兰与威尔士山民们的叛乱。总之，只靠封建关系组织军队已经不够了。英格兰的国王们必须另筹良策。他们扩展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他们利用“骑士的附庸性”加强封建制度下的义务服役制；然后，允许他们用钱雇佣人来替他们服役。他们还签订契约——定期服务合同——来确定这种雇佃制度。尤其是在岛内发生战事时，领主们常常用这种办法从当地居民中征集步兵。 步行的兵士，其中的弓箭手，在13世纪末爱德华一世于威尔士山区进行的游击战中显示出威力。在这类战事中，重骑兵是没有用的。重骑兵习惯于在一个对手也同意选定的开阔阵地上，去横扫无防御的步兵。但在威尔士，他们要对付的对手既不是像他们自己那样的军事贵族，也不是一个应把他们赶回老家去的入侵部族，而是捍卫自己领土的山民，这些人会很巧妙地x扰他们，又善于使自己避开来犯者的锋锐。这更像是基督徒的追猎游戏：步行兵士就像是猎人助手，去把威尔士人从隐蔽处轰出来，然后由使用长弓的弓箭手从远距离把他们射倒。这些“长弓手”还在投掷战中起炮兵的作用——在领兵的骑士开始发起“优雅的打击”之前，发射火把以扰乱敌阵。这些技术在14世纪初叶对付苏格兰人的战事中收到良好效果。机弩从12世纪以来就有了，长达六英尺的机弩上一次可发出五枝或六枝箭。到了14世纪末，致命射程延长到了四百码。众所周知，没有机弩的摧毁力，就无法穿透锁子甲。 无论如何，1346年著名的克里西(Crecy)之战，可以充分说明。七年前，爱德华三世就已发动了入侵法兰西的战争，企图攫取法国王位——又一场没完没了的王位继承纠纷，这类纠纷使得欧洲的军事贵族们乐此不疲达四百年之久。爱德华三世费用昂贵的军队主要包含了诸日耳曼小侯国从汉萨同盟 [ 译者注：Hanse，公元13到17世纪，以德意志北部诸城市为主的北欧城市结成的商业、政治同盟。 ] 的商人那里贷款雇来的雇佣军。法兰西国王谨慎避战，爱德华的盟军便因缺钱，星散回家。到1346年克里西战役时，爱德华三世只剩很少的骑士来对付比他优越数倍的法军。于是，他让骑士下马，像从前在苏格兰打仗时那样，依靠弓箭手来固守阵地。克里西一战最重要的还不是长弓手施于法国骑兵的大灾难本身（据可信的历史记载，法方有一千五百人以上死亡，英方伤亡近一百人） [ 作者注：SirCharles Omen,The Art of War In the Middle Age,Vol.II,London,1924,P145。即使是通常不满英国人吹嘘的德国历史学家Hans Delbruck，所给出的法军伤亡也达到了1283人。 ] ，而是它显示出来的巨大威力。再也不像中世纪的战争那样，敌人骑兵一攻击．步兵就立刻溃散了。 克里西一役还不是骑马的封建主被步行的兵士打败的头一次机会。1302年，库特赖 [ 译者注：Courtrai，今属比利时。 ] 自治市的自由民曾用长矛与梭标抵御阿耳托伯爵的骑士，成功地守住了自己的家园。法国骑兵(西方世界时髦的标兵)在克里西惨败，不得不甚至重新考虑装备与战术。他们放弃了锁子甲，改用金属片缀成的盔甲(这种盔甲很快成为显示财富与地位的装饰物)；并且打仗时不再骑马。部分原因是座骑容易受攻击；另一个原因是维持马队的费用越来越高；还有一个纯属骑士气概的考虑：一个不骑马的骑士无法逃跑，只有坚持下来作战到底。法国骑兵只要坚持下来，坚持作战，就会获得某些成功。但是，当他们进攻时，由于行动不便，视线不佳，难以抵御飞箭，遂使英国人又获两次大胜：一次是1356年的普瓦捷（Poitiers）之役，更著名的一次是1415年的阿金科特（Agincourt）之役，英国zx约杀死了五千名法国人（其中一千人是被俘后杀死)，英方只损失数百人 [ 作者注：Omen，同上，Vol.II,P384;Ferdinand Lot,L`Art Militaire eiles Armers au moyen age,Paris,1946,Vol.II,P8-P15]。 ] 。 到了15世纪，一名装备齐全并有护兵跟随的“武装人员”，已被证明既在战场上无大效率，又难以昂贵的代价来维持。他们的实用性消失了，矫饰性增大了。他们的甲胄越来越华丽，举办比武越来越费钱，他们的社会地位越来越脱离军事作用．而同家族门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适足以作为研究门阀、家谱的资料。新规定的骑士勋位刻意摹仿12世纪的光荣勋位以及西班牙的光荣勋位——嘉德骑士是英国的最高勋位，金羊毛骑士是西班牙的最高勋位。圣殿骑士与耶路撒冷的圣约翰战士，令人想起最著名的收复耶路撒冷战役。当时，土耳其的奥托曼族低估了十字军在东地中海的堡垒，这些堡垒如今开始威胁土耳其人在西欧的基地了。法国的查理三世1494年侵入意大利时，耶路撒冷的收复对他来说还只是浮现在他眼前的一桩模糊不清的事件。 把英国人最终撵回岛上去的，不是法国的骑兵（无疑地，圣女贞德曾经激励过他们），而是另一种专业兵种，他们不享有社会地位，仅仅具有与士兵相等的低微地位，那就是炮兵。 拜占廷军队与穆斯林军队长期作战的过程中，曾经使用过某些易燃材料——俗称“希腊火”，通常是在攻城战中或海战中用石弩抛射火球。把顺序倒转过来，利用燃烧本身作为发射物的发射火药，是更难、更危险的事情，还要求有金属铸造专家。有讽刺意义的是，西欧出现的这类专家是为和平服务的——铸造球。从造球到造炸弹，只有一步之遥，大约在14世纪初就出现了。头一批试验，每尊臼炮每天只能发射一次，炮筒成管子束状，就像原始的机关枪。中世纪的手工艺匠人按照龙与魔鬼的形象制造出可爱的恶魔般的机器——最早印刷的书本上曾加以描述，有时带有高度想像力。到了15世纪，两种支配此后五百年战争的武器开始成型：大炮与shouqiang。人们深探抱怨这些武器，就像我们今日抱怨凝固汽油弹；不仅因为它们的效果不人道，还因为它们贬低了战争，似乎把出身高贵的武装人员的生命交到了出身卑微的下人手里。但也如同今日一样，那些抱怨对手手里的武器的人，假使自己也拥有那些武器，又该怎样解释呢？ 这两种武器的结合使用，是15世纪复兴的法国军队在对付英国人的战事中首先出现的。英国因政治紊乱以及军事上因循守旧，阻碍了类似的创造发明。在战场上，开战时发几发炮弹，就打乱了对方弓箭手的阵形，并使战士无法在对等条件下进行搏斗。更为常见的是，法国的国王们使用一长列用于攻城的大炮，在大炮面前，那些法国土地上拥戴英国王室的城堡纷纷坍毁，成为堆堆废墟。曾在14世纪末主宰欧洲dl的英国军事力量再过五十年后便消失了踪影，克里西与阿金科特的弓箭手已成为历史性的古玩珍品。 未来还有赖于另一种步兵。步行兵士能对付骑兵的最简单的武器仍是长矛。如果矛够长，阵列够密集，士兵的士气够高昂，这样的阵式是战无不胜的，除非有某种炮击，方能摧垮。马其顿方阵是历史上首次记录下来的步兵阵形。中世纪不可一世的骑兵，除了技术因素外，主要在士气与社会影响方面咄咄逼人。由于骑兵的机动性，并被赋予社会的与经济的优越地位，数百年来在军事活动中具有独占的位置。步兵只被当作助手。但13世纪英国金雀花王朝试图在威尔士山区推行这种作战方式时就暴露了它的局限性；一百年后，奥地利王室在瑞士山区遭到过更惨重的教训。 使瑞士山民出名的武器不是梭标，而是斧子，柄有八英尺长，他们就用它来杀戮奥地利骑士，砍穿他们的甲胄，不仅1315年在摩戛顿(Morgarten)峡谷，而且1339年在劳本（Laupen)开扩地、1386年在森帕赫（Sempach)都大获全胜。由此带来一个印象：步兵的重振雄风主要依靠士气以及社会的因素而非技术的改进。后来有个时期长枪大显威风，那是1476年与1477年瑞士人用它打败了勃良第(Burgundy)的骑兵。当时，瑞士的长枪兵不仅学会如何坚持守卫，形成一座巨大的、不可摧毁的环形筑垒阵地，而且学会了行动，他们的方阵滚滚前进，无情地消灭敢于留在他们前进道路上的任何东西。后来，他们宣布几个州独立，并准备向邻近军队出租他们的军事力量，因为靠他们自己弱小的畜牧经济养不活他们的人口。 瑞士的战术别人不会不学。南面的邻居日耳曼与奥地利同样地贫穷，也都好战，开始培植自己的军事机构，称作雇佣兵。与瑞士不同之处在于：军队是由更广泛的社会各阶层组成的，贵族责无旁贷，不仅出钱组织、供养军队，而且亲自参加进去，与士兵同伍。此后，在日耳曼，贵族出身的人“去拖一根矛”成为大家所接受的军事活动；后来英国亦复如此。至于西班牙，重骑兵从未成为基督教军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本国缺乏军马草料；西班牙的国王们发现雇用贫穷然而傲气十足的卡斯蒂利亚贵族去当步兵是毫无问题的。 这样，到了15世纪末，长枪兵成为各个武装力量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后来，逐渐地，长枪换成shouqiang，尤其是那种带钩的shouqiang——木把枪或火绳枪。滑膛枪的出现还在二百年以后。到那时，真正的步兵才算出现了。 如上所述，大炮极为笨重，需要由四十匹马来拉动一尊炮。在战场上，马匹对于步兵与炮兵来说，处境很不同。自从克里西战役以来，步兵靠弓箭与密集队形便可使骑兵无法冲锋，现在，可以用同样的步兵或炮火来打破密集队形了。只要适当组织好，冲锋仍能得手的，即使不行，配有火器的轻骑兵如今也有了可移动的火力了。但是，这里提到的轻骑兵，已非从前封建领主的旧式骑兵。那时的骑士是独来独往、单独作战的，他们视胜利为个人的光荣；现在的骑兵则是根据指挥官的意愿，选用不同的武器，进行集体的战斗。 转变是缓慢的。1494到1529年间参加意大利战争的法国武装人员看他们自己就像是他们爱读的阿马迪斯·德·戈尔与阿里奥斯托写的故事集里的骑兵。他们着意把外表修饰得花里胡哨，完全不顾战争的残酷与凶恶的本质。这种华丽的装饰成为欧洲轻骑兵的特征，沿袭许多世纪，甚至直到今天还未完全消失。 如果说法国武装人员1494年入侵意大利是忠于封建制度的结果，可是他们的经济基础却不是封建主义的。同步兵与炮兵一样，骑兵肯来打仗也完全是为了拿钱。 我们已看到，中世纪的军事服役中已有一些发薪饷的因素。对于那些历时长久、地点又远的战事，王侯们提供的给养是不够的，领主们及其下属人员需要更多的报酬。从为封建主服役同时接受一点报酬，到靠服役来赚钱，这样的转变并不费事；对于一个除了打仗再也无所事事、除了打仗别的没什么好想的阶级来说，更是如此。从12世纪以来，欧洲的人口与财富开始增长。十字军的安全阀正在迅速关闭；最重要的是，采邑的数目急剧减少。在德国，财富可以无限地分割，不再向诸侯提供经济支持。英国实行了长子继承权，其他兄弟只得离家或去参加十字军团碰碰运气，或成为雇佣军。因此，中世纪后期，发展起一个更大的军事阶级，有的是战争可以让他们去打；而如果没有战争，毫不奇怪，他们可以自己制造战争。 这些“自由兵“随时准备用自己的剑来为出价最高者服务。最初，他们加强了王侯们的力量，只要王侯们肯出钱。到了14世纪初，我们可以看到，英国和法国的国王们实际上己把他们的全部军事力量都置于发薪饷的基础上。甚至他们的最大的附庸在提供一定数量的军队时，也要签订契约。一位王侯在一场战役甚至一系列战役中能维持住一支军队的费用的话，那么他的对手也必得做同样的事情。金钱也许来自“兵役免除税”，即由不服兵役的附庸出钱以替代服役；或者来自税收或教会的赠款。但主要部分来自贸易，既有王侯能完全控制的贸易，也有向商人预支的贷款，或来自特殊的赠与——通常是回报所提供的服务或特权阶级的赠与，以及市镇代表机构与其他工商阶级的捐款。议会三个等级 [ 译者注：欧洲封建时代三个等级为：僧侣，贵族，平民。 ] ，非军事的代表会议，社区的非贵族阶层，对于一个王侯能否顺利备战，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 但是，金钱是早晚要用光的。战争停下来了，士兵们（现在可以准确地用这个字眼了）即被遣散。这些人无产无业，甚至无家可归，只有一处“伙房”可去，“伙房”能提供他们一份口粮，介绍他们就业。 在意大利，经过“授职战争” [ 译者注：教皇与国王之间因授职纠纷引起的战争起自11世纪晚期,连绵不断。 ] 忠诚一词已荡然无存。这一战争包含多次小战争，这些战争的经费是不愁的。那些受雇佣的团伙直到13世纪仍是独立的，很活跃的，有时替出钱的人直截了当地去当兵打仗，有时受雇去从事敲诈活动（第二章将详细说到）。在法国，一百年后，这些人的活动达到了最高峰。“百年战争” [ 译者注：英法之间1337-1453年间断断续续进行的王朝战争。 ] 中，双方都使用雇佣军，是一显著特点。雇佣军中，出身高贵的与出身微贱的都有，在战争间隙，他们就居住在乡下。从14世纪中叶到15世纪中叶，这些被称作“敲竹杠者”的人自由自在地在法国各地游荡，集体地或个别地从事抢劫、强奸、纵火。在找到另一个雇主可以拿到薪饷以前，他们就不断地进行这类活动。法国国王对他们深感厌恶，不惜在西班牙与匈牙利发动几场战争，目的只是为了把这些人弄出去。直到百年战争结束，情况才开始好转。国王利用法国商人对他们的绝望情绪，获得权力征收一种特别税——按人头征收的战争税，才把皇家武装建立在一个常规基础上。15世纪末，人头税成为永久性的税，无需再次获得议会的授权。这样，皇家财政才走上正轨。 最初一次议会批准，是在1439年，授权给查理七世的。1444年，查理七世颁布法令，使许多在国内滋事生非的雇佣军团伙永久归入皇家服役机构，同时强制解散其余部分。队长拿到一大笔钱后，或基于封建制的义务，或根据协议性的“契约”，无疑完全可以找来一批人，养活这些人。官吏全部由国王任命；官吏与下属都由王国政府直接付薪，居住在国王指定的市镇。他们是一支纯粹的雇佣军队，尽管不是国家军队。日耳曼，苏格兰，意大利，都有这样的军队。对于法国国王的对手、富足的勃艮第查理公爵（大胆查理）来说，这些军队都是可怕的力量。二十五年后，公爵看到有必要模仿，便照样培植了一支军队，立即发动一系列军事冒险，结果使他惨败于瑞士与法国人之手，断送了勃艮第的前途，本来这个地区大有希望成为欧洲强国之一的。 法国的国王们是深谋远虑的。在半个世纪内，他们聪明地以通婚的手段来巩固他们的疆域，增加他们的财富，积蓄他们的军事力量。最后，查理八世于1494年来到意大利探求文艺复兴带来的诱人的荣耀、冒险精神、威力与德行，他之所以能做到这样，正因为有一支欧洲从未见到的最优秀军队：由瑞士长枪兵组成步兵核心；每座堡垒都配备一支高贵、自豪的轻骑兵，一长列青铜铸造的大炮，……这些都从富足的国库支取经费。这支军队同三百年后拿破仑带到同一战场的军队在组成上没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尽管武装人员自己不愿意承认，而事实上，骑士的战争已成为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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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雇佣军的战争 事后来看，我们可以把查理八世的军队称之为最初的“现代化”军队。这支军队包含三种武装力量，相互密切配合，并且其中很大部分人员都由国家金库付给工资。历史学家通常把1494年由于法国入侵爆发的“意大利战争”作为“现代欧洲历史”的开端。但是，15世纪末只有少数人意识到已进入一个新时代的黎明，无论是战事或其他方面，都在“换齿轮”了。而绝大多数人并无此种意识。 上一章，讲到中世纪晚期出现某些仿古风气，尤其是法国的轻骑兵，他们是皇家武装力量的中坚。这种仿古风气一直延续到16世纪中叶，至少直到两位君王——法兰西的法兰西斯一世与德皇查理五世对抗的消失。这两位君王把仿古风气带给各自的下属，他们的争吵成了欧洲全部政治活动的中心。大大小小的战争充满了16世纪上半叶，1559年双方以卡塔凯布雷斯的对峙僵局结束战争，这些战争的起因完全是“中世纪式”的。就是说：是为确保或捍卫某个人的财产权或继承权，为制服某些不忠的附庸，为捍卫基督教反对突厥人，或者为教会反对异教徒。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以支持安茹王室(House of Anjou)登上那不勒斯的王位，反对阿拉冈王室(House of Aragon)，由此引起一场十字军战争重占了耶路撒冷。查理八世的继承人奥尔良的路易十二世又把战争延长，以维护自己对米兰公国的王权，反对斯福扎斯（Sforzas）王室及其帝国庇护人。德皇查理五世于1517年获选后，把这些争执都继承下来，首先是继承了阿拉冈王室的祖父斐迪南的争执，其次是继承了皇帝马克西米安的争执；这两桩争执结合到一起，又产生了第三场争执：一位祖母，卡斯蒂利亚的伊萨贝拉要争得纳瓦拉的王冠；还有第四场争执：勃艮第的玛丽要求收回她父亲“大胆查理”丢失给法国国王的土地。在所有这些争执中查理五世的对手都是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法兰西斯一世也是个争夺王冠的失败者，他曾帮助日耳曼诸叛乱的清教徒诸侯反对德皇查理，试图以皇帝的威权驾驭局面；同时，他还同突厥人维持一种暧昧的默契关系。法兰西斯一世还反对查理五世向地中海威胁性的进军；查理企图集中武力予以反击但未成功。这样，至少本世纪的前半个世纪，战事仍只是个别诸侯间因王位继承问题的个人之争，而不是省州间的冲突，更不是国家间的冲突。1536年，查理五世认为向对手挑战决一雌雄的时机到了，便向对方挑战。教皇不得不出面干预，争执暂时平息，在尼斯举办了一场奢华、铺张的显示友谊的表演，两位国王信誓旦旦，就像一些基督教的王侯们四百年前曾一再做过的那样，最后用共同参加十字军掩盖了彼此的分歧。 然而，这些争执在政治上与军事上的意义是重大的。众所公认，查理和法兰西斯之所以能继承王位，主要是来自他们的祖先深谋远虑的王室联姻。他们的领土广阔，但统治能力不强。查理打算把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s)继承下来的领土分成两国以便易于治理，即西班牙与奥地利两国。1559年，法兰西斯的儿子亨利二世去世后，法国重新陷入内战长达五十年之久。但是，统一的过程并未中断。在众多相互争夺的公爵与伯爵堆里，出现了几个各有特色的、有威望的王侯，成为数个新的中心——政治、财政与军事的中心。等级的划分不是很清楚的，尤其是日耳曼，幅度很大，从重要的王侯如巴伐利亚公爵、萨克森公爵，到只有数英亩领地的封建领主如士瓦本、法兰克尼亚。越来越清楚的是，查理五世死后重起战事的那个世纪里，诸侯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再决定于封建的从属或对立关系，而是决定于经济与军事的实力，其中的较强者便能积累更多的力量。诸侯并立的局面只有在日耳曼能维持下去；哈布斯堡王室则一直在忙于同法国人与突厥人打仗。即使是意大利半岛上的诸城邦，从16世纪已开始兼并，后来剩下六七个，到该世纪末，大部分被哈布斯堡王室吞并，只剩萨伏伊、威尼斯与教皇领地，比象征性的政权稍强些。 到了16世纪，独立的代价变得很高。不仅要为壮观的系列大炮付出高昂代价，就是必不可少的职业步兵，代价也不低。建造城堡需要更加精心地设计。具有政治权力提高税赋，或有信用能从新兴银行家如富吉家族与威尔塞家族贷款的王侯们，才能打得起仗，把较弱小的对手赶得销声匿迹。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查理五世同法兰西斯一世间的几次战争之后，随之而来的是西班牙的腓力二世发动的断断继续的战争，原因是皇家财库破产，不得不经常停战。直到17世纪下半叶，欧洲的王侯们对领土上的资源有了充分控制权之后，才能维持住本国的常备军并发动较长时间的战争。到17世纪末，就像儿童已经成年那样，可以看清楚哪些王侯能靠自己的力量来发动战争，哪些王侯则不能。 这种变化在有关战争的著作中亦有反映。中世纪的作家从阿奎纳斯（Aquinas）以来，总认为战争由诸侯发动的才算正当，这一原则记录在14世纪专供武装绅士阅读的一本袖珍指南中，即霍诺雷·博内特所著的《战争树》 [ 作者注：Honore Bonet,L'Arbre des Batailles,ed.G.W.Coopland, Liver-pool, 1949.该书首写于1382-1387，迅速地成为权威著作，通过无数手抄本和印刷版本传播开来。 ] 。博内特写道：“一个平民百姓不能去向欺侮他的人讨还公道，必须由诸侯来为他们主持公道。”接下去，他又无可奈何地承认说：“但如今的战争，甚至普通的骑士也可发动，而根据法律本来是不许可的。”法律的确说得很死，诸侯比他的主要附庸的权力稍大些，住在坚不可摧的城堡中的较小的男爵只能在他们自己的领地内实行统治。诸侯权力得到巩固后，中世纪法理学家所称的“私人的战争”便告结束。16世纪与17世纪的作家严格区分开“成熟的城邦”发动的战争与私人组织发动的战争，这些私人组织已失去封建的约束，蜕化为私人的打手甚至土匪。 “城邦”变得“成熟”，以及有王权的诸侯的出现，成为独立的最高权威，法令在各省的土地上都有效，这就把意大利长期以来实行的政治原则推广到全欧洲，意大利的城邦体系已存在了一百多年了。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十分犀利地概括了这些现象，强调指出，城邦能单独判断自己的利益所在。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只要战争是必要的，那便是正当的。”但事实上，没有更高的权威能判断是否必要。Salus principis superma lex(国王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这一观点逐渐为欧洲著名的法理学家们所接受：法国的博丁(Bodin)，意大利的金泰利(Gentili)，西班牙的维多利亚(Victoria)。他们同意：虽然存在着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充分与不充分的敌对理由，但最终，诸侯是唯一的评判者，而通常双方都认为自己有理 [ 作者注：See Ian Brownlie,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Use of Force by States,Oxford,1963,P8-P12. ] 。但是,这些观点应当同伟大的荷兰思想家雨果·格罗提斯(Hugo Grotius)研究基督教统一性的老概念调和起来。他在1625年出版了《战争与和平的规律》一书，正当西班牙与联合行省之间的八十年战争的中期。联合行省虽已被承认，但被看作是捆到一起的，并不忠诚于某个共同的领袖，而是出于现实的需要。从自然法衍生出来的“国家法”依然认为是捆到一起，因为不存在一个宫廷来实行强制。只有宫廷才能单独判断战争理由充分或不充分，以及战争行为中哪些是允许的，哪些是不允许的。格罗提斯实际上创立了有关国家关系、有关战争与和平的若干思路，至今我们仍在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沿用。 格罗提斯的论点是他从北欧、西欧几乎连续不断的战争中体验得来的。到17世纪初，一百年前的战事中那种骑士气概的魅力已完全消失。格罗提斯1625年写道：“我见到基督教世界普遍存在着的制造战争的许可证，即使是蛮族国家也要为之羞耻的；一些无足轻重的理由，或者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就可以引起战争；而一旦战争起来，有关神圣与人道的法律便被抛到一旁，似乎人们只要一打仗就有权利犯各种罪行而不受限制。 [ 作者注：De Jure Belli ac Pacis,ed. William Whewell,Cambridge,1853,Vol.I,p.lix. ] ”格罗提斯希望对战争规定一些界线,他认为，需要对此进行更加细致研究的时候到了。 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已在本章题目中暗示出来。无论这一时期战争的基本原理是什么，不管是继承的争执，或是16世纪后半叶常见的宗教信仰的冲突,战争的实施依赖一个纯粹商业基础上用签订契约组织起来的很大的国际性阶层。这已不是什么新事物，这是我们在上一章中见到的中世纪晚期已出现的事物的继续发展，只是如今已更为系统化，已更为完整。即使如法国16世纪初期仍存在着封建制度规定的骑士服役现象，贵族们已失去从军的嗜好，更多的兴趣放在了商业利益方面。正如我们已看到的，正是在法国，首先发起这一初步的模式，到了下一个世纪，便发展成为职业军队。但是,“雇佣的武装人员”是15世纪才有的。16世纪法兰西斯一世用皇家财库建立起来的步兵“军团”还只是零星小部队。法国也好，欧洲其他地区也好，这些军队建立起来以后，都由一群主办人带领去作战，主办人则只对能准时地、不折不扣地付给他们现金的雇主效忠。 这种军事契约在意大利半岛风行二三百年，最后在阿尔卑斯山以北扎根。在意大利，如我们在上一章已指出的，经过“授职战争”，封建结构四分五裂，贵族们纷纷各行其是，各城邦很早发育起城市经济，完全具有支付雇佣军队的能力。再加德国皇帝们把外国骑士团伙带到南方来，以及14世纪十字军退潮留下来的一部分，都随时准备听命于任何雇主，对不给钱的主人则要他们的命。其中最蛮横、残暴的是“大帮”，接近一万名粗汉，有多种国籍，从1338年至1354年的十五年间横行一时，帮会对其成员则实行“保护”。数年后，继之而起的，是那么一群“劫道的” [ 译者注：routiers, 法文，指中世纪专事抢掠的武士团。 ] ，系英法“百年战争”1361年结束后被解雇下来的一帮人，在“英国的约翰·霍克伍德爵士”的旗号下从法国南下，组成著名的“白帮”。意大利人发现，这些野蛮的外国人虽然比可信赖的本国战士能打仗，但他们不仅欺骗雇主，而且还掠夺政治权力。到14世纪末，外国人也被同化到当地的贵族中去了，或者回老家了，或者死去了，而“雇佣兵” [ 译者注：原文为condottieri，意大利文。本书常用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拉丁文等词汇，甚至荷兰文、瑞典文等等，译注一般不再一一列出。 ] 这个名称却永久留了下来。 “雇佣兵”简单说来就是“签约者”，服役契约包括：担任何种兵种，服役时间，以及酬劳多少。签约的人有各种各样，从小团伙的头头，到重要的贵族如贡扎戛斯、埃斯特、科隆纳斯，这些人都曾被奖与土地或采邑。有些人仿照蒙特费特罗(Montefeltro)的弗雷德里克(Frederick)在厄宾诺(Urbino)所做的那样，自封为独立的诸侯。其余的，或者成为城邦的政治首领如维斯康蒂家族与斯福扎家族，或成为城防专业顾问及服役新兵的教官或指挥官。 “签约者”提供的武装力量中，居支配地位的是骑士，此外，至少有一名穿盔甲的武装人员，有一队扈从与一名小听差，一批持矛或弩的步兵，整整一队人；到15世纪末时，步兵装备上了火绳枪。指挥战斗，尤其到了像安德烈·勃拉其奥(Andrea Braccio)和法兰塞斯科·斯福扎那样的专家手里，就成了狡猾的游戏，玩弄种种假象，惯常保留一支力量直到最后决战时刻，这种谋略常常使敌方猝不及防。战略战术成为战争的艺术。他们的雇主既然出了大笔金钱，就要求有决定性的战果，而“签约者”常常不甘心照办。马基雅维里曾讥讽他们打不流血的仗不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肯定他们是小心谨慎地使用他们的职业队伍；尤其是在出了大价钱作为投资的情况下，一个鲁莽的决定就有可能毁掉这支队伍，再要恢复起来可又要付出昂贵代价。当然，他们这种玩世不恭、优柔寡断的作法，只能是恶劣的表演。15世纪末，瑞士长枪兵、法国和西班牙雇佣军在意大利战场上既带来了一场新鲜的全面表演，也带来了一场新的流血。 但是，这种状态为时不长。1494年福诺伏(Fornovo)战役到1525年帕维亚（Pavia）战役，中间有十多次重大战斗，此后差不多一百年，西欧几乎见不到大的战役。可以举出若干原因，包括筑城技术的改进与火力的运用(稍晚些)；但并非不重要的是意大利类型的军事企业向阿尔卑斯山北麓延伸，很自然，他们的意愿当然是要保护这些昂贵的工场。人们情愿小心谨慎地保持着一支强大的专业武装力量，以便借此得到财富、政治影响或土地的回报；而不再追求策划与指挥战争的荣耀。强大的专业武装力量需要勇气、毅力，偶尔还要自我牺牲；懦弱胆怯或慌手慌脚在战争事业中是没有市场的。但是，对职业士兵来说，如果有更好的办法获得他们的目的物，就不一定非杀人不可；成功地结束一场战争不是最差的办法是设法延长这场战争，即避免战斗，在敌方的国土上吃住，直到把对方吃穷，等对方的雇佣兵四处星散，敌方就不得不慌忙乞和了。1525年在帕维亚，法国国王的雇佣兵在瑞士人面前作鸟兽散；1547年在米尔伯格(Muhlberg)，新教徒的德国诸侯被查理五世打败，是这一时期的拉丁文标签“pecunia nervus belli”(“钱财能搞活战争”)的最佳说明。 欧洲雇佣军中某个时期最吃香的、也是最为声名狼藉的，是瑞士雇佣军。瑞士雇佣军在14世纪就配备了独立的大炮，并有戟与长枪。他们因经济贫乏，只得靠军事技术维生，谁给钱为谁服务——逐渐地，在16世纪中，雇主多半是法国人。但瑞士人是极其独具一格的。首先，战争对他们来说，只是一门国家的企业。签订契约的权力握在某个拥有大炮的权威人士手中，雇佣兵的挑选也由他来决定。打仗的时候，雇佣军内实行的是类似行业公会里吵吵闹闹的zx。其次，瑞士兵是高度专业化的。他们有很厉害的长枪方阵，持剑与戟的兵士善于肉搏。后来，他们用少数火绳枪与shouqiang来保护自己的侧翼，但基本上不改变原来的战术。为此，等到射击变得越来越重要，队形越来越多变时，瑞士的长枪方阵便落伍了(如恐龙不能适应新环境），就像中世纪后期英国的弓箭手成了步兵历史上的摆设。16世纪步兵作战形式主要是从德国与西班牙的职业兵那里沿袭下来的。 瑞士的最大对手是德国南方的雇佣兵，他们较能适应战争条件的变化。德国雇佣兵的领导人认为，战争及其所需的技术，是纯粹的生意经，而不应当是某种僵硬的定例；而瑞士人恰恰具有相反的倾向。德围雇佣兵以惯使长枪出名，当战场上更需要“射击”时，他们便雇佣枪手，雇人范围从社会阶层与地缘角度来说，都比瑞士更广。原先的德国雇佣军是从南德意志的小贵族及其家臣中产生的。16世纪早期，他们之中的骑士逐步扩展活动范围，骑兵、炮兵、长枪手、射击手都干。尽管德国贵族仍是这种武装力量的中坚，而失去土地与税收的较小贵族却无法同财产不断增长、屡屡炫耀财富的邻居相颉颃，于是他们不得不去当兵，最终扯起了德意志雇佣军的旗帜。16世纪末，战争成了国际间的交易，随着武装的扩展，军队中贵族占的比例逐渐缩小，各阶层中爱冒险的人与生活绝望的人比例增大。由于当兵要自己准备武器与装备，最贫穷的人便被排除在外；但只要一旦能受到录用，一名意志坚强、野心勃勃、无所顾忌的青年人爬到社会阶梯的上层去的前景是颇为光明的。报酬是有弹性的，如果他能通过打仗、伤病活下来，也未遭同事的抢劫，也不酗酒、不赌博，那么，战利品、赎金、缴获物都有他的份，他可以攒一笔资金去经营一片企业。 这种前景对青年人当然有诱惑力。因此，到了16世纪末，这种当兵的买卖成了不分阶级、不分国家、然而并不稳定的事业。雇佣军可以为任何主人服务：新教的德国人可以愉快地在西班牙或法国的旗帜下打仗；意大利的专业雇佣军可以为英格兰或荷兰的女王服务；雇多长时间就服务多长时间。无人雇佣期间，他们便向宿营地的农民与商人征集日常所需的基本物品。在1574年发生的“西班牙怒潮”就是一个最可怕、最惊人的例子：当时一些无人雇佣的西班牙军队把安特卫普一再洗劫。16世纪后期与17世纪，无数北欧与中欧的城镇与农村都遭遇过这样的厄运。这些军队已经越来越多，又不能经常领到工钱，便变得越来越难以管束。他们像蝗虫一样掠过地面，摧毁所有能碰到的东西。 能够获得巨大财富与权力的幸运士兵是不多的。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只有干得最好的人才能到达顶端。17世纪早期，握有军队实力、自封为贵族的有：在荷兰替西班牙国王管理军队的热那亚人斯宾诺拉侯爵(Spinola)；1618年替不走运的选帝侯帕拉蒂尼组建军队、后来又投靠出价更高者的恩内斯特·曼斯菲尔德伯爵(Ernest of Mansfeld)；欧洲最大的军工企业家、最富有的、来自波希米亚的阿尔布雷克特·华伦斯坦伯爵(Albrecht of Wallenstein)，他的控制的领域从波罗的海直到波希米亚，他的工厂生产出来的武器与军用物资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供应帝国军队；萨克森-威玛的伯纳德（Bernard）亲王先是为瑞典后来又为法国组建军队。伯纳德具有特殊影响。他后来成为较小的德国诸侯的原始模型，他们的财富与政治影响依赖于向更有权势的邻居提供小型而有效的军队；本世纪稍后，勃兰登堡选帝侯，那些继承者—普鲁士国王们对此种活动最为热衷。 很有意思的是，这些庞大的军事企业主从未掌握政治权力。华伦斯坦最为接近，他在梅克伦堡获得一大片土地。要是他能活得更长，他也许能建立一个合法的王朝，其疆域足够成为一个王国。但战争连续不断，这些演员无法在国际舞台上成为永久性的角色。当1648年和平来到时，和约规定王位只能归于三十年前战争开始前就已是德国贵族的人，这一规定颇使人惊讶。 这些人领导的是些什么样的军队呢？从本质上看，与查理八世1494年率领入侵意大利的军队没有很大的不同，即：有轻骑兵。有配长枪或shouqiang的步兵，以及炮队。虽然，这一时期这三种武器都已有长足的改进。1648年在欧洲战争中使用的武器，同18世纪马尔伯勒与腓特烈大帝作战时使用的武器更接近；而同法兰西斯一世与查理五世在16世纪的战争中所使用的颇为不同。这些改进不仅由于科学技术有了显著进步，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武器制造工艺方面经过反复试验校正，已有了稳定的框架，这一框架直到19世纪产业革命以前基本上保留未变。 中世纪晚期最引入注目的创造——火器的发明，用于战场是一个缓进的过程，大炮的创制与使用便是个明显的例子。在攻城时，大炮的确具有广泛的、持久的效果，但是，因造价昂贵，有点得不偿失。这还不单是武器造价问题，还涉及到在战场上使用它们的人。1472年米兰公爵以拥有十八尊大炮为荣，但他需用五百二十二对牛与二百二十七辆马车去拉动它们。法国人用马代替牛，用杀伤力更大的铁弹取代石弹，结果使整个炮队不言而喻地更加笨重。16世纪末，通常计算一门炮需要二十到三十匹马的马队去拉它，还要有四十匹马去拉运载弹药的马车。军队行进中，这么大的运输量如何在欧洲颠簸不平的道路上通过，很可以想像一下。在冬天进行战争是根本不可能的。 大炮拉到了战场，也还不能很快就绪。为了取得最大效果，必须把它们拉到军队的前面，或者军阵的间隙中，给对方来个齐射，算是“见面礼”。这对敌方的步兵方阵来说，确实是可怕的威胁，瑞士兵往往不等炮弹落下就四下逃散。由于开炮的频率很低，并由于强大的后座力与瞄准误差，着弹点不准确，结果常常是根本不造成伤害。正如马基雅维里所说的：“大炮经常打不中步兵，因为步兵的目标低，大炮瞄不准。如果炮口高了一点，炮弹就打到步兵后面去了；如果炮口太低，炮弹擦地而过，就打不到步兵跟前。”一位英国作家一百年后于1604年写到同样的事情：“大炮很少伤人，或者从来没有伤过人”，只要步兵“蹲下来，跪着，直等飞走。” [ 作者注：Nicolo Machiavelli,The Art of War,book III,Chapter 7.Thomas Digges Four Paradaxes(1604), 引用于C.H.Firth,Cromwell’s Army,London, 1902,P145。 ] 瑞典的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打算改变这种局面，但整个16世纪，步兵仍旧是战场上不可轻视的王牌。 小武器可较快瞄准靶子。生产shouqiang较便宜，比机弩更易于使用，尽管还不能连发，对穿甲胄的骑兵的杀伤力可不小。早在16世纪，火绳枪已让位给长把笨重的滑膛枪。滑膛枪的不便处是需用一个叉形支柱，装弹药与击发过程既长又麻烦，但它射出的子弹可以穿透三百码以外的厚胄，对付轻骑兵是非常适用的。英国人仍紧紧抓住他们可爱的长弓不放，直到16世纪末。坚持用长弓的人说，长弓比滑膛枪轻，也好拿，并且易于连射。但要提高射箭的有效率，弓箭手必须经过长期、紧张的训练，这种训练即使在英国也已不易办到。因此大家公认，对付轻骑兵最有效的武器还是滑膛枪。 对付轻骑兵还不是“射击”的原始目的。最早是，在机弩手的配合下，shouqiang手“射击”的主要任务是在发动进攻前起到扰乱、恐吓敌方的作用；当然，机弩手与shouqiang手都是在长枪手方阵（主攻力量）的掩护之下的。长枪手不担任进攻而是坚守阵地时，他们挡住轻骑兵冲锋的办法是用长枪扎马匹，用戟头的钩子把骑兵挑下马来，然后用长剑结束敌人的生命。进攻时，也是长枪手方阵随着鼓点打前锋，扫清前进路上的一切障碍。16世纪各国军队中，除了一个国家例外，都把最高荣誉给予被强大的长枪扎伤了的人。 这个例外的国家便是西班牙。16世纪与17世纪的前三十年，西班牙的步兵打算主宰全欧洲的战场，这些步兵在几个方面是不同寻常的。首先．兵士最初都是征募来的，1494年瓦拉多里德（Valladolid）法令规定：十二至四十五岁的男子中，十二人抽一人，抽中的须在国内或国外服兵役（有工资)。这种模式多少是从法国学来的，但法国没有成功。而西班牙人成功地在军队中组成一个专业兵士的坚强核心，直到军队大部分成为志愿兵以后，仍保留了这样的模式。这一成功的部分原因至少是因为西班牙不存在重骑兵的传统。而法国早从查理大帝时就开始这一传统了。西班牙荒芜的农村不适宜驯养骑兵用的马匹。西班牙光复战争 [ 译者注：西班牙中世纪时期驱逐伊斯兰教徒的战争。 ] 时期，最初专门从事侦察、搜索工作的兵士只能骑一些小的矮种马。西班牙贵族不像法国与勃艮第贵族那样讲究骑士风度，不少西班牙贵族常常去当队列里的步兵，尽管他自己还可能带一名仆人，还有两三匹马替他驮行李，或驮着他行军。 1495年阿拉冈的斐迪南（Ferdinand）向那不勒斯进军以求承认他对该城邦王位的继承权，他的军队不用长枪与火绳枪，而是用长剑与圆盾，像意大利诸城邦的军队那样。马基雅维里对此十分欣赏，但长剑与圆盾对付不了瑞士的长枪方阵。西班牙司令官贡萨尔伏·地·科尔多瓦（G. di Cordova）立即改用新武器。他不仅比他的对手更多得多地使用长枪与火绳枪，而且像英格兰的爱德华三世在克里西使用长弓那样，他把火绳枪从辅助性的起x扰作用的武器改作防御时的进攻性武器。他把它同阵地壕堑结合起来使用。1503年的凯里格诺拉（Cerignola）之役创立了一个模式，以后常被袭用。西班牙人让敌人（法国轻骑兵与瑞士长枪兵）徒劳进攻他们的堡垒，用火绳枪逐个瞄准射击，直到敌人疲劳下来抵御不了西班牙的反攻。最辉煌的例子是查理五世1525年在帕维亚的大胜利，法兰西斯一世本人作了俘虏。从1494年在福尔诺伏开始，1525年在帕维亚结束的二十一年间的大小战役中，我们可以看到火力从单纯的辅助作用逐渐成为主要的、决定性武器，火绳枪不再是长枪方阵的小小附属品，虽然长枪方阵主要是起掩护射击的作用的。西班牙人据此于1534年重新组织他们的步兵，每支雇佣军由三千名步兵组成，不再是每六名长枪手配备一名滑膛枪手，而是像意大利军队那样，长枪手与滑膛枪手各占一半，滑膛枪手的工资按专家待遇付给。这种变化过程发展到最后，长枪只成了步兵滑膛枪上的一把刺刀了。 到15世纪末，军队大凡采取攻势的，就颇占优势。因为在长枪方阵进攻时，有大炮为之轰开缺口，同时又时兴用骑兵来进行冲锋。这是二十五年来火力武器发展的结果。但是，这一时期内，也经常出现能动的武装不吃香的状况。向敌方冲锋的骑兵发现自己被一排排长枪或壕堑或路障碍挡住了，并受到了滑膛枪手逐个瞄准射击。这样，骑兵又从冲锋工具转变为能移动的火力。最初是骑兵在后鞍上带一名火绳枪手。后来发展到骑兵自己带一枝已上好膛的火器。有一个时期，骑兵扔掉了大砍刀，情愿用shouqiang。但当时的shouqiang只能在五步以内的距离zx击方有效。为使这些武器有效地发挥作用，必须用“马回转”的办法：一组组骑兵连续不断地奔向敌阵，在有效距离内不管瞄准瞄不准，开火后立即向左或向右逸去，……周而复始，轮番上前。但没有什么记载证明这种战术能收到很大效果。 所有这些为我们已讨论到的现象提供了进一步的解释，即从1534年米尔伯格之役到1631年布雷顿菲尔德之役之间的一百年间，欧洲战场上见不到重大的战役。只有1600年荷兰纽波特一场不大的战役，再就是1621年白山之战是唯一的例外，经过这场战争，波希米亚作为一个独立角色已从欧洲舞台上消失了。我们已见到的，以及将要见到的另一个一百年，处在一个长期对峙的局面，即使有战争也仅仅是对包围要塞，解救要塞这样的大事的配合行动而已。 这并不新奇，城堡的确主宰着中世纪的战事。围攻城堡常用的方法都是那些经典的老古董：石弩，撞墙锤，云梯，以及最有效的手段——饥饿。大炮结束了这些东西。土耳其人的大炮轰坍了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对结束一个西方历史时期具有象征意义。城墙筑得很高，使云梯够不着；并筑起比城墙更高的瞭望台，以便指挥城堡四周的军队，但只要炮弹击中它们的底部，便可怜地坍下。1494年查理八世几次围攻意大利的几座要塞，使用了大炮才使意大利人屈服。 解决问题的答案很快找到。火只有用火来对抗。最初，防御一方只有临时凑合。他们通过墙垛的枪眼用火枪向外射击，不让敌人靠近。又在被大炮轰开的缺口筑起土方工程，派人把守。后来，他们放弃宝贵的“可见性”优势，但求防御的实际性。如马基雅维里所写：“我们主要的考虑，在使城墙曲折、迂回，有几处地窖与藏身之处，敌人敢于前来，便会正面与侧面受阻” [ 作者注：Machiavelli,The Art of War,Book VII, Chapter I。 ] 。这又导致修筑“棱堡通道”，使城墙突击部分的棱堡可相互支援，并可从两翼或后面射击入侵之敌。城墙筑矮些以免目标过大便于敌人轰击；墙内则用土方工程加以填实。城堡外围挖一条护城河，河面受到火力掩护，或由河外的武装力量加以保护；碉堡前方筑一光秃秃的斜坡，使进攻者处于明显暴露的地位，便于防御者集中火力。 这样的城堡最初是意大利城邦于15世纪的后十年内逐步添加凑成的；接下来的五十年内，推广到全欧洲，不仅为军事所必需，而且也为了炫耀城市的显赫，尤其是能请到桑米歇尔（Sanmichele）或圣加罗（Sangallo）这样的意大利专家来设计的话。本来是为了当地城市的防御，到了17世纪，沃邦(Vauban)在法国，科霍恩(Coehorn)在荷兰，把它发展为连续的防御工事。法国的国王们把梅斯(Metz)变成一个大堡垒，挡住德国通往法国心脏地带的大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就是马奇诺防线的祖先。“联合行省” [ 译者注：今荷兰。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战胜西班牙人以后，承认了“联合行省”（后即演变为荷兰）的独立。 ] 在梅斯的后面修筑了碉堡与河道，阻挡了西班牙的入侵长达八年之久，无疑起到了像英吉利海峡那样的防御作用。这些堡垒是攻不破的，军队想从它们旁边溜过去也办不到，因为军队的辎重、供应无法躲避要塞内驻军的出击。企图绕过去的军队必须掩蔽起来，即把军队拆散，或伪装、改扮，但这样做即使未被守军消灭，也要耗费大量时间，而在16世纪，军队的时间就是金钱，金钱就是军队。 1529年意大利战争结束时，佩特罗·纳瓦罗（P. Navarro）与普罗斯佩罗·科罗纳（P. Colonna）等专家创立了“攻城术”的大概轮廓。攻城者用铁锹来对付守城者的火力。首先，他们在要塞四围挖壕沟，距离正好在炮火射程之外。由这些宽可容人的壕沟朝要塞方向挖成直角锯齿形的壕沟，其宽度刚好避开要塞方向来的纵向火力，并沿线有间隔地安置隐蔽的炮组。一旦挖到要塞前的斜坡边缘，工兵将地雷埋到碉堡下面，连上引火装置，这样，守城军士一出来就会自己引爆地雷。到了关键时刻，攻城方撤去炮组的伪装，集中火力轰击他们选定的突破口，引发埋好的地雷，发动全面进攻。这种高潮的到来，也许从开始掘壕起计算，只需数周。特里斯特拉姆·尚迪(T. Shandy)在佛兰德的“托比叔叔”的经历，甚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线”士兵的经历，同16世纪在意大利、17世纪在低地国家 [ 译者注：佛兰德包括现比利时的东佛兰德省与西佛兰德省，以及法国北部部分地区。低地国家即指荷兰、比利时。 ] 打仗的士兵的经历不无相似之处，这种挖壕作业冗长乏味，并且危险，有害健康，但成为欧洲士兵的重要经历，长达二百多年。 所有这些，——要塞的推广，防御方占尽优势，雇佣军代价昂贵，以及领导人常有的谨慎，说明了为什么一百多年来欧洲的战争拖拖沓沓、零零星星，好像湿木头在闷烧，或者是受慢性病拆磨的病人，只好自我调侃；战争已不能像催化剂那样起作用，动辄建立什么新的政治秩序。“三十年战争”在野蛮性方面降到最低点，卡路特的蚀刻画里与格里默肖森的散文中对此只作过乏味的描画。雇佣军为着生存，必须依靠城市居民。而城市居民的房屋被焚，家人被杀，自己也变成了雇佣军。一个兵士必须以自己的死亡换取别人的生存。雇佣军的境况不比被他们折磨的农夫更好些。军队处于不断的瓦解之中，因死亡、受伤、患病、掉队、遗弃而不断消失，指挥他们行动的，不是战略性的谋划，而是无休止地领土掠夺。这个时期，战争似乎已失去理性控制，不再是政治原因动武的“战争”本意，而是成为普遍的、无政府状态的、自我扩张的暴力。 在西欧，唯一的例外是“联合行省”的军队，这支军队有稳定的供应与酬金。如果一个人能整年供养一支军队，而不是一阵子启用一阵子解雇，他就能约束军队，训练军队，锻炼军队，把军队变为职业化的军队。但是，这需要不断地、充足地供应金钱。必要数量的金钱只能来自贸易。因此，在军队成为职业化之前，还必须打仗，世界各地都在打，这就是凶残毫不逊色的商人之间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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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商人的战争 上一章我们己指出欧洲如何以及为何在16世纪，财富与军事力量是携手共同前进的。“Pecunia nervus belli.”（拉丁成语:“钱财搞活战争。”）或如法国人要言不烦地说的：“pas d' argent,pas de Suisses.”（“没有银币不是瑞士的。”）但是，到了17世纪初，诸侯们发现，蓄养一支瑞士军队或者继承瑞士军队的多语种混合军队，是越来越费钱了。殷勤讨好的银行家们如福吉家族、韦尔泽家族、霍克斯泰特家族，都曾供应查理五世与法兰西斯一世打仗，如今已被皇家欠债拖垮，彻底破产了 [ 作者注：See R.Ehrenberg, Capital and Financein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 A Study of The Fuggersand their Connections,London, 1938, passim. ] 。诸侯们还未建立起官僚财政制度来压榨他们的子民。他们的子民也未积累起足够的财富去支持16世纪持久的小战争。因此，17世纪欧洲各国政府支持战争以及维持政治权力都要越来越有赖于获得财富，不是从欧洲以外去获得，就是从各国间的贸易中去获得。 事实上，开拓欧洲的海外事业。同欧洲人自己相互残杀，有相互影响。对外扩张进一步提供了打仗的经费。最初，欧洲的扩张起源于更古老、更根本的基督教势力与穆斯林世界在伊比利亚半岛(Iberian) [ 作者注：即今西班牙、葡萄牙所在的半岛。 ] 的对抗，这一对抗塞满了中世纪的后期；实际上还沿袭下来到15世纪，奥托曼土耳其(Ottoman Turks)在东地中海蹂躏拜占庭基督教徒，并穿越巴尔干诸国直达欧洲心脏。当我们专注于西欧事务时，务必不要忘记伊斯兰教徒与基督教徒之间的冲突，这两种伟大的好斗的文明在东欧直至18世纪才停止相斗。 在西地中海．15世纪早期，作为同摩尔人(Moors) [ 作者注：摩尔人泛指公元8-13世纪进入并统治西班牙等地的柏柏尔人与阿拉伯人；也是近代欧洲人对非洲西北部地中海沿岸城市中的伊斯兰教徒的泛称。 ] 的战争的一部分，葡萄牙人在北非建立统治，并获教皇布尔斯(Pulls)的批准，去攻击与征服撒拉逊人(Saracens) [ 作者注：希腊人与罗马人对十字军东侵时的阿拉伯人或伊斯兰教徒的称呼 ] 、异教徒以及其他对基督怀有敌意的人，掠夺他们的物品与领土，把当地的人民降为永久性的奴隶。这里涉及到中世纪十字军东征的长期纠葛：“航海者亨利” [ 作者注：Henry the Navigater，葡萄牙亲王（1394-1460年）,酷爱航海。 ] 派遣探险队沿非洲海岸探寻人口资源、奴隶、黄金(使他能“供养本国的高等人”)。非洲传说中的基督教徒国王、撒拉逊人普赖斯特·约翰(P. John)把探险队看作是反对异教徒的神秘同盟军；也许国王在他同蛮族的斗争中需要他们的援助；探险队有需要时，国王也一定会（至少经常如此）向他们提供援助。 作为基督教徒同穆斯林斗争的继续，西班牙的扩张比起葡萄牙来，只能算是一个影子。伊比利亚半岛争夺战中，出现了卡斯蒂利亚战士特权阶级(Castilian)。对卡斯蒂利亚骑士来说，战争乃是一种生活方式；在13与14世纪的西班牙光复战争时期，他们把西班牙的穆斯林推挤到更南部的地区，让他们在那里定居下来。到15世纪末，欧洲摩尔人文明最后的优美村落格兰纳达遭到蹂躏，此后七百年，整个西班牙处于基督教徒的征服下。几乎同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 Columbus)及其继承者的新发现，又在大洋彼岸提供了一个新世界供卡斯蒂利亚人用剑去占领，并用基督教十字架去改变当地人民的宗教信仰。打了五百年的宗教战争，可不是能够那么容易地从卡斯蒂利亚贵族的头脑中抹去的。利益、冒险、荣耀、灵魂得救，更重要的是“土地”——所有这些仍在召唤“征服者”去海外开拓他们的领域。而一旦他们抵达新世界，就立即征服了这个地方，倒不是因为他们的武器比土生土长的居民的优越，而是因为他们狂妄的自信心，骑马带来的机动性，他们的坚毅性以及狂热性。他们是一千年前闯入西欧的游牧战士最末的后裔，这些游牧民族如今已皈依了十字架，并且学会了航海。 地中海区域则存在着世俗的对立集团：一方是黎凡特(Levant)与意大利的商人，他们舒舒服服地垄断了获利甚丰的同东方的丝绸与香料交易；另一方则是西地中海人，他们随时等待机会打破前者的垄断。最初由“航海者亨利”委派的葡萄牙探险队沿着非洲海岸去拓展基督教世界，1480年时的明确意图是找到另一条去东方的路，以便叩开印度洋的贸易大门；到了15世纪的最后一年，瓦斯科·达·迦马(Vasco da Gamma)成功实现了这一目的。这个组织得很严密的贸易系统长期以来由阿拉伯人与印度人垄断，不愿旁人插手。如果不是装备着那些令人遗憾的压迫人的工具——“最终算账”与抢掠——的话，葡萄牙人是不大可能在印度西海岸建立起—个据点来的，更不用说（随后二十年内以惊人的速度完成）在马来半岛与印度尼西亚生产香料的小岛上得手了。 正如我们已看到的，文艺复兴时期的陆上战争中，炮只是其中的一种武器，还不是最重要的武器。但在海上战争的发展过程，大炮便成为主要的了。直到15世纪，海上战争仅仅是陆上战争的延长。战斗的目标是设法靠拢敌船，登上敌船，制服船员。效率最高的战船（可从古董中见到），那种由奴隶划桨的单层甲板大帆船，因有推进器可以不顾风向与海潮，运载着武装士兵去登上敌船，打败并俘虏敌人。商船须有大容积的船舱，使用风帆，比较不易掌握，因此不适于战斗，除非对方也是商船。为了防备相互间的遭遇战，14世纪时，商船开始装备小炮，后来普遍推广开了。但这种炮是后膛装填火药的，只能把一颗石弹射出一百码，对机弩手起到一点辅助作用而已。机弩手能在船头与船尾高耸的船楼里射中敌船甲板上的敌人或已登上自己船只的敌人。 到了15世纪，已有了大炮，即铜铸的炮，能装更多的火药，射出更重的炮弹。一颗六十磅重的铁弹能射出三百码，不仅能杀死人，而且可以轰倒桅杆与索具，打穿甲板。如果全部舷炮齐发，甚至还可以轰沉敌船。炮太重无法安置在船头或船尾的船楼里；何况，既然炮火已能阻止对手的船只靠拢来，那么，又何须把炮安进船楼里呢？所以，16世纪时海上作战同陆上作战—样，火力开始替代打击武器。17世纪，海上同陆上一样，火力成为主要武器。只要在平甲板上架起炮，即使是商船也能对付只能在船头与船尾架炮的军舰。因此，一个时期，战船同商船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到了18世纪，炮火成为最重要的因素，一艘战舰如要取得优势，必须在甲板上架起尽可能多的火炮；但同时要考虑，除非既能载货又能战斗，否则搞一条战船是不合算的。这个时期，战争、探险、贸易，几乎是可以互换的字眼。 很自然的是，帆船驶向未知的水域去发现市场，同未知的人民进行贸易，都必须拥有武装。同样自然的是，一旦探险者建立起贸易站，必须有武装保护，既要对付欧洲来的对手，又要对付也许会改变主意的当地顾客。为此，便在贸易站上建立起要塞，即使并无占领土地的意图。东方的葡萄牙帝国，只是一些分散的贸易站。但它们必须保持畅通的交通联络，一点也不少于西班牙王国在“新dl”占有大片陆地后所做的努力。而葡萄牙人需要保护更为迫切，以防他们的欧洲敌人一旦在公海及以远海域挑起敌对行动。既然基督徒与异教徒的战争可以输出，那么，基督徒之间的斗争也可以输出。如果西班牙的天主教徒与葡萄牙的天主教徒可以因宗教热忱与寻求人口与黄金的贪婪的混合物促使他们到“东方”与“新dl”去，那么，他们的新教徒敌人也可以在16世纪下半叶把西欧的王朝冲突扩大为宗教战争。 从欧洲西北部开始的探险，或迟或早将打破伊比利亚人的垄断。同样的社会因素驱使卡斯蒂利亚贵族(Castilian)去海外寻求财富。贵族内部的折冲，小贵族的传统职业被剥夺，以及社会人口的膨胀，使他们无法维持传统的生活标准。继承法或者使财产分成不符合经济利益的许多小块，或者全部归给了长子，迫使年龄较小的儿子们靠自己的聪明或靠刀剑谋生。在中欧，这些人便去当了雇佣军。那些靠近海岸的，那些诺曼底、布列塔尼、丹佛、康沃尔、荷兰、泽兰这些远离皇室的省份的小地主们，贫困得难以维生，便纷纷向海洋发展。也许同样的历史因素的结合，促使这些人倾向于新教，他们情愿求助“私掠船”，而打破了罗马教皇授予的垄断权。法国的宗教革命，低地国家的反叛，英国玛丽一世女王的zx，足以刺激胡格诺教派 [ 作者注：Huguenot,16-17世纪，对法国加尔文教派的称呼。 ] 的荷兰或英国士绅建造船只，也许有特许证也许没有，但必然有火炮，驾船出去或在西属东印度群岛走私商品，或者干脆掠夺西班牙的货船。安德鲁博士(Dr. Andrews)在讲到英格兰西部地区的某些家族时说得好：“清教徒，爱国主义，掠夺，实际上成了同义词。” [ 作者注：K. R. Andrews,Elizabethan Privateering 1585-1603, Cambridge, 1964, P16. ] 这话同样可以用来说泽兰 [ 作者注：Zeeland,属今荷兰。 ] 的小贵族以及拉罗谢尔 [ 作者注：La Rochelle, 属今法国。 ] 周围的地方贵族。殷实商人，可敬的朝臣，甚至英国女皇本人，都打算参加攫取16世纪后三十年内获利甚丰的意外之财。1580年葡萄牙国王联合西班牙，组成一个从西非直到东印度群岛的葡萄牙帝国，掠夺成了光明正大的行业。 从事如此“光明正大”的行业的，还得首推荷兰。联合行省要求独立的斗争屡屡被西班牙挫败而陷于绝望，而葡萄牙的财产保护很差劲，这就提供了一个黄金机会。掌握了葡萄牙帝国的海外贸易，不仅可以剥夺西班牙王室急需的财富源泉，而且可以向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提供打仗经费。16世纪90年代，去东印度群岛的贸易探险，红利高达百分之四百。1602年，他们创立了“东印度公司”，逐渐把葡萄牙人挤走，只剩下印度洋与东印度群岛上的五六个贸易站。对荷兰的冒险商人来说，同西班牙的十二年停战协定(1609-1621)，妨碍他们恣意掠夺，的确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插曲。葡萄牙人上一个世纪在南大西洋建立了排他性的贸易体系，荷兰人如今成立了“西印度公司”来撬松这一体系：从西非购买黄金与象牙，从非洲贩运奴隶到巴西种甘蔗，然后把糖出口到欧洲。这就引起荷兰同葡萄牙在巴西打了一仗，由于判断错误，战事拖沓，荷兰人失去大量财富。到了1640年，葡萄牙再次脱离西班牙国王，并请求媾和，但“东印度公司”与“西印度公司”都反对媾和。公司主要负责人辩称：“光荣的公司通过同葡萄牙人打仗已大大壮大了自己，因此，公司在亚洲大部分海事贸易中获得了垄断地位；公司可望平均每年获利七百万至一千万；如果公司仍被准许照此办下去．上述利润可望逐年增加。” [ 作者注：C. R. Boxer,The Dutch Seaborne Empire 1600-1800, London, 1965, P86. ] 至于荷兰人以及同时期的其他商人，当然慷慨大方地付出了战争赔偿。 我们不能高估这些海外企业在17世纪中对荷兰财富积累的贡献。荷兰商船参与“东印度公司”贸易的份额，仅占商船总数的0.2%；而“西印度公司”的冒险活动总被人怀疑是阿姆斯特丹的实际摄政者们所为 [ 作者注：See E. H. Kossmann, "The Low Coutris" In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Vol.IV, Cambridge, 1970, P368. ] 。荷兰的大宗贸易还是在波罗的海区域，这方面的贸易对本国的经济十分重要，在同西班牙的“八十年战争”中，仍持续不断，它起到搬运海军补充品的作用，西班牙需要这些补充品来维持使自己免受荷兰攻击的舰队。荷兰由此获得现金，付给他们那些对付西班牙军队的要塞守军。这种安排从暂时来看，从永久来看，都使人同样困惑，但各方倒都表示满意。 当然，不容否认，荷兰的海外企业是有巨大吸引力的。1634年后，东印度公司通常的红利高达12.5-50%。这对联合行省的繁荣起到很大作用，联合行省成了不毛之地中的一块令人愉快的绿洲，而欧洲因打“三十年战争”被大大削弱了；这一繁荣给了荷兰除界河与要塞群之外的安全，使他们有钱雇用、训练军队，使之专业化，成为新的水上掠夺者的嫉妒对象，这些新的水上掠夺者正在积聚力量，紧随他们而来。 荷兰人很像是有见识的商人，愿意到容易拣便宜的地方去，而不想同“西印度公司”或西班牙人在菲律宾修筑的越来越坚不可摧的要塞群内拼命。西班牙人同葡萄牙人一样，也不善于做生意。“征服者”来到墨西哥与秘鲁，在那里定居下来，改变当地人的宗教信仰，进行统治，为避免异教的海上闯入者入侵的干扰，他们多把领地置于内地。当然，他们不会忘记探寻财富最高尚的源泉——黄金，正是黄金使“硬币饥饿症”的中世纪欧洲日思夜想，萦绕于怀。虽然他们找到的黄金还不多．却意想不到地找到大量银子，这使西班牙主宰欧洲三十多年，并改变了西方的货币体系。 商船队运载这宗宝物回到欧洲，惹得西班牙的敌人眼红大半个世纪；不仅仅因为这些极有诱惑力的奖品本身，而且因为夺取这些贵金是切断西班牙经济颈静脉作用最显著的路子。这正是霍金斯(Hawkins)与埃塞克斯(Essex)用来打动伊丽莎白女皇的战略。埃塞克斯进言道：“我政府应寻求的伤害他（西班牙国王）的办法，就是去截获他的宝物，如此我们即可切割他的肌肉，用他的金钱同他开战。” [ 作者注：引用于Herbert Richmond, Statesmen and Sea Power,London,1964, P9. ] 但是，说来容易做起来难。荷兰人皮特·海思(P．Heyn)运气好，1628年他在曼坦扎斯(Mantanzas)意外地俘虏了整个运输船队，这样就打垮了西班牙在欧洲的威风，破坏了西班牙人在加勒比海的贸易系统数年之久。除此以外，在对付西班牙人为保护财宝所作的刻苦的、专业的努力方面，霍金斯所组织的零零星星、杂乱无章、计划不周、也不走运的一连串海盗行动，则被证明纯属徒劳无功。运宝船队再次覆灭是在三十年以后，海军上将罗伯特·布莱克(R．Blake)，经过极其专业化的策划，精心组织了海军力量，于1657年将其击溃。 “西印度公司”真正得益的途径在于走私与海盗式的抢掠活动。16世纪的私掠船在加勒比地区进入17世纪后，这些活动便成了惯常行为了。它们可以挂上任何国家的旗帜，从事交易与抢劫，不分青红皂白。英国与法国在加勒比地区的头一批殖民地就是海盗船的据点。荷兰人向他们提供航海装备、技术指导与一个保险的市场供海盗出手货物。英国人与法国人还向北方发展，在加拿大、新英格兰 [ 作者注：即北美东部沿海地区，最早的英国殖民地。 ] 、纽芬兰建立据点，他们在这些高纬度地区发生的争执在17世纪早期的欧洲酿成更多的磨擦。但是，加勒比仍是注意的焦点，这种状况延续了又一个百年。此时英国人与法国人逐渐将他们的注意力从走私转向耕作，转向争夺新的财富源泉——糖；英国人与法国人之间，以及他们同荷兰人之间，为此争得你死我活。 荷兰人曾经分裂成为互相敌对的群体，现已打算同任何人（甚至不共戴天的仇人）分赃，只要他们可以从中取利。另一方面，英国人与法国人关心的是建立封闭的、对抗性的、互相排斥的贸易体系，他们认为，只有击败对方，自己才能发财。1670年，法国大臣让-巴蒂斯特·科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以一种坦然、轻松的口气向路易十四上书说：“[陛下]为了金钱同欧洲各国打仗，已征服了西班牙、意大利、德国、英国与其他一些国家，战争导致巨大的痛苦与匮乏，但法国因掠夺各国致了富。现在只剩下了荷兰……” [ 作者注：引用于C. W. Cole, Colbert and a Centuryof French Mercantilism, New York, 1939, Vol.I, P343. ] 据他看来，法国只能在对手的废墟上才能强大、富裕起来。这成了一条理论，在17世纪下半叶的欧洲成为一种流行病。 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时，宗教热忱与掠夺成性，以及过去二百年来刺激欧洲扩张的海上敌对行动与从事正当贸易获利的愿望，综合到一起，变得更系统化，并简化为直截了当地为扩张国家的威势而大动干戈——尤其在荷兰、英国与法国之间，这种冲突最多。贸易是受到欢迎的，因为它不仅能增长商人的财富，而且能增长国家的力量，而国力的增长又可以作出贡献，保护并推进贸易的发展，从而创造更多的财富。1651年，头一部“航海法”颁布前后，一个英国人写道：“哪个国家能从事这么大的贸易，拥有这么多的船只，她就能获得并保持海上统治权，从而获得并保持支配世界的威权。” [ 作者注：引用于Charles Wilson, Profit and Power, London, 1957, P46. ] 而看来能从事这么大规模的贸易，拥有大量船只的国家，持别是1648年签订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和平协议同西班牙结束了“八十年战争”后能不受干扰地集中精力从事海上活动的国家，只有荷兰。 在那个时代，荷兰与英国为各自的利益大起冲突，无法抑制。为捕渔与公海条约的争执仅仅是借口。根本原因正如蒙克(Monck)将军在回答有什么理由可向荷兰开战时表达的：“这个理由那个理由有什么关系？我们所需要的，比荷兰现有的贸易更多。” [ 作者注：Wilson,同上，P107.Dr. Maurice Ashley正在筹备一本Monck的传记,对该引语的真实性毫不怀疑。 ] 为此，荷兰同英国在北海这么有限的范围里打了三仗，双方舰队互撞，不分高下，于是各自采取措施钻研海战的战略战术：战术上如何避免不会有结果的流血混战，而应保持住舰首朝向敌方的队形，以发挥炮火的最大效果；战略上，采取封锁的办法，可以对敌方政府与民众带来直接的压力。 法国人也不甘落后：“只剩下荷兰”——科尔贝尔这么说过，那份备忘录我们己提到过： 作战有很大的保留余地：同北方的贸易给她带来很大好处，她在海上力量与航海事业上享有声誉；“东印度公司”每年带来一千二百万现金；同加的斯的贸易，同几内亚以及其他无数地区的贸易使她的国力大大增强……这场战争，纯粹是一场聪智与能力的较量，在这场战争中，欧洲最强大的共和国的战利品一定是胜利的奖赏，这场战争不会很快结束。或者，说得更恰当些，这场战争应当是陛下终生实践的主要目标之一。 可能科尔贝尔过于夸张他在军事上的想像了，他是想要引起国王的注意，这位国王的看法是：战争就是“使君王们得到更多的荣誉，使人民得到更多愉快的职业”——这种说法在17世纪后期政治家与商人当中很流行：贸易是战争的一种形式。据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的诠释，战争是贸易的继续，但掺和了其他手段。18世纪初期，任何国家都比不上英国更强烈地持有这样的观点。当时，英国已取代荷兰成为欧洲贸易的主导力量；我们可以看到英国商人1745年时看待同法国与西班牙媾和的前景，就同一百年前荷兰看待同西班牙与葡萄牙媾和的前景一样惊恐。有个英国人说：“这些王国的真正利益在于：同对手保持战争状态(海上作战)比保持和平状态更好，……有一场生气勃勃、指挥得当的海战，比在和平的情况下更能繁荣我们的商业，和平就得允许两国公开交易了。”当时另一位作者督促政府“去损害我们无休止的敌人的商业与航海，让他们今后无法同我们在贸易上进行有利可图的竞争，他们在这方面已经得势很久了。” [ 作者注：都引用于Richard Pares,War and Trade in the west Indies 1739-176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6, P.62-63. ] 如果说，科尔贝尔把商业看作是国家威力的工具，那么，商人眼中的国家威力(尤其海上威力)也就是他们扩展商业活动的必要手段。 商人们的这些议论，的确顺理成章、符合逻辑，并非没有在实践中得到过证明（不像某些华丽的经济理论那样得不到证明）。贸易的确产生财富；财富如果由政府得去便可转化为舰队与军队；舰队与军队如装备适当、指挥得当，便可增加国家的威力。正如英国作家查尔斯·达文奈特于17世纪末所观察到的：“如今战争的全部艺术只决定于金钱；如今，最能找到金钱来雇佣军队、解决吃饭穿衣的王侯，不必非得是最勇敢的军队，就可以征服敌人，稳操胜券。” [ 作者注：Charles Davenant,Essay upon Ways and Means of Supplying the War, London, 1965, P16.引用于Edmond Silberner, La guerre dans la pensee economique du XVI au XVIII siecle,Paris, 1939, P69. ] 1689-1713年，英国、荷兰及其dl上的盟国同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国打了二十五年几乎接连不断的仗，这场战争既为争夺财富，又为争夺威势，结果证明有更大海上力量去征集资源尤其是财政资源的一方最终获胜。对英国的银行与财政部来说，它们的全部机制在于能借来贷款，建立信用，支持战争直至最后胜利（以及后来的所有战争），它们所担责任的大小取决于马尔伯勒(Marborough)将军的意愿，取决于陆上与海上专业的、精干的武装力量的需要。如果没有足够资源作好准备，要打赢一场大战役是没有希望的（不包括冒险）。 欧洲各国政府控制（或至少从中分得一份）社会财富的能力日益增长，据此建立各种机制——官僚机构，财政体系，武装力量——这些又使政府能以进一步控制社会财富，这就是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心题目之一。从17世纪后期开始，一直延续到当代。在18世纪，这种进程本该得到更大的发展势头，但这种事情不可能一帆风顺。可以看得很清楚，它的顺利进展必须要是政府逐步控制住发动战争的手段，控制住暴力因素(这在17世纪早期的欧洲社会中实际上已无法控制)。为此，历史学家讲到“战争”，总是用(借用乔治·克拉克的一个词)“混战”一词来得更多。 [ 作者注：G. N. Clark, War and Societ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8. ] 这一字眼用在海上和陆上的战争是颇为恰当的。16世纪，供养一支海军比供养一支陆军更费钱。陆军可以雇用或特别征召，在战役结束后付钱。普通水手也可以到时候雇用或因某种原因解雇，但是，不管有没有战争，舰只总要建造，总要保养的。投资是很大的。要求有一套基础设施：船坞，造船木工，领港员，制图员，军械专家——这些实际上是一支付工资的、永久性的专业服务队伍的核心。对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与科尔贝尔来说，在17世纪后期建设这么一支海军，找到钱来付工资，是够困难的。一百年前，简直就是不可能的。美洲银币使西班牙建设海军较容易些，但是伊丽莎白女皇政府可就为此破了产。斯图亚特王朝试图用重征造船税来振兴皇家海军，结果酿成政局上的大灾难。 在缺少钱源的情况下如何才能维持住海上威力？所有的欧洲王侯都求助于同一种权宜之计：发行“特许证”，特许私人船只攻击敌人，获得奖赏，国家从中抽肥。因此，私掠船从某种角度来说，也相当于雇佣兵。但是，持有特许证、被允许攻击敌国船只的私掠船，同只有枪炮、没有特许证、任意向碰上的船只开火抢劫的海盗之间的界限是很单薄的。而后者是大量的。1595年，一位在“西印度公司”任职的西班牙官员抱怨说：“近四年来……海盗船既多又猖狂，他们就像是在自己的国家里……从海上入港的每一条船只都躲不开它们，出港的船只也一样。” [ 作者注：Andrews,Elizabethan Privateering, P171. ] 印度洋上，海盗也不少，载着宝贵财物的荷兰或葡萄牙的大商船常常被劫持；北海与英法海峡有从敦刻尔克出来的海盗肆无忌惮；巴巴利沿岸 [ 作者注：巴巴利(Barbary)沿岸指北非伊斯兰教各国（埃及除外）。 ] 的海盗则实行恐怖统治，不仅在地中海，而且包括大西洋，有时还去到英格兰南部沿海，到处掠夺财物与划船的奴隶。17世纪早期，事实上“可见到残酷、混乱的战斗到处泛滥，只有武装良好的船舰或者不起眼的小船，才有点信心敢于驶行。” [ 作者注：J. H. Parry,The Age of Reconnaissance, London, 1963,P324. ] 这个问题，经过政府逐渐控制海盗基地，解决得很缓慢。1650年以后，在“西印度公司”任职的英国、荷兰、西班牙与法国官员抛弃前嫌，联起手来对付海盗，到本世纪末，海盗几已绝迹。但他们控制不了北非海岸，该处的海盗活动一直延续到19世纪。所以，欧洲商人不管他出去是不是有意找麻烦，一定要有心理准备，一定要配备武器。 私掠船作为政府的助手，也延续到19世纪，但当海军舰只变得航速更快，炮火更有力后，私掠船的价值便降低了。到装甲船出现以后，私掠船实际上就消失了。作为私掠商船的武装快船，仍有它的价值，直到“拿破仑战争”；但比起法国在打“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年）时使用这类快船的规模，要差多了。 科尔贝尔提出的“捕捉敌方商船”的政策，允许政府动员私人商业力量，执行得颇为顺利、有效。另一位伟大的法国战略家塞巴斯蒂安·勒·普赖斯特·戴·沃邦(S.P.de Vauben)，也把这一政策作为重要的战略思想。因此，法国的私掠船由政府组织起来，成立一些庞大的航运公司。私人资本家提供金钱，王室提供船只，配有皇家的武器弹药，雇用的水手都经过军事训练。这些私掠船同法国皇家海军紧密合作。法国军舰攻击英国与荷兰的护航舰，迫使英荷两国的商船四散逃开，以便法国的私掠船猎取、捕食。英国与荷兰如进一步采取保卫措施，其代价将非常昂贵，因此不值得再继续进行贸易活动。法国私掠船的主要活动区域是英吉利海峡与北海，但“他们远至斯匹次卑尔根群岛 [ 作者注：Spilzbergen,属今挪威。 ] 以破坏荷兰人的捕鲸活动，去到亚速尔群岛 [ 作者注：Azores,位于大西洋西北部。 ] 拦截葡萄牙人同巴西人的贸易，去到圣筋勒拿岛 [ 作者注：St.Helena, 英国殖民地，大西洋沿岸。 ] 拦截荷兰与英国从远东运来的货物。” [ 作者注：J.H.Owen,War at Sea under Queen An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8, P.61-63. ] 一百年前德雷克与霍金斯的零星冒险活动，比起现在杰恩·巴持，德·福宾，杜奎·特鲁因等计划周到、装备精良的多次“冒险”活动，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 政府鼓励私人冒险以增加国家财富与威势最著名的例子是几家特许公司。其中，英国的“东印度公司”(English East India Co.)始建于1600年，是最老的、存在时间最长的一家。两年后，荷兰仿照创建了“荷兰东印度公司”，1621年又成立“荷兰西印度公司”。17世纪早期，在北美成立了多种英国公司，这些公司有它们自己的理事会，有总督，有充分权力去同外国当权者谈判，决定战争与和平，有权修筑要塞、购买武器、建立军队与舰队。法国人仿照较慢，但一等科尔贝尔出现在政治舞台，便开足了马力。荷兰与英国的公司主要地是同政府联合起来增长私人财富，政府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从中取得巨额红利。而法国公司的业务则事无巨细都置于科尔贝尔的监督之下，公司成为法国政府不明确的工具与代理人。“法国东印度公司”创建于1664年，贸易中心设在马达加斯加，竞争区域是印度洋。法国的“西印度公司”于同年建立，活动范围从西非起，穿越加勒比，北到加拿大。“北方公司”打算把荷兰挤出波罗的海贸易圈；“勒凡公司”打算控制地中海。科尔贝尔公开地把这些公司形容为军队，也确实把它们真的变成了军队，力促路易十四向荷兰开战。法国公司也许因为成了政府不明确的工具，可又远离中央政府，政府鞭长莫及，因此没有荷兰与英国公司发展得那么成功。 这些特许公司在海外、在世界舞台上作为独立角色赚钱、开战、停战，直到19世纪非洲dl的开发，产生新一代的特许公司，在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与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那样的暖昧人物的指挥下，把那些特征几乎延续到了现代。可以想想“矿业工会”在喀坦加 [ 作者注：Katanga,扎伊尔国的一个省。 ] 的所作所为，的确，我们今天对这些东西也并非不熟悉。 到了18世纪，这方面属于战争性质的活动，例如小规模的私掠船之间的冲突，逐渐从属于或依赖于政府的控制。欧洲列强的海军已完全是专业性的了，舰只在皇家码头建造，由正规的军官指挥，军舰的种类已序列化、专门化，舰只行动必须符合政府制定的战略。当然，战略的主要点总是限制敌人的贸易以有利我方；遏制敌方贸易或保护本国贸易占用了皇家海军的大量时间与精力。但是，1741-1815年法国同英国的海军大战（其间只有很少的间断），就不能简单地归之为又一场“商人的战争”了。像博斯科恩与霍克，罗德尼与纳尔逊这样一些人物也不会把自己看作是雇佣军被政府雇来服务，从中得一份好处，即使有大量“战利金”留给了海军供付薪水之用。他们是，或他们把自己看作是专业的海军军官，而他们为之作战的，或他们自认为为之作战的，是某种他们称之为“国家”的事物：有特权，有财富，有重要性，有威力。18世纪末，“专业化”与“爱国心”已成为欧洲国家间的战争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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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专业军人的战争 到了18世纪，欧洲的战争都由我们今天比较熟悉的那种专业军队来进行了，军队里的军官已不再是原先的骑士阶级成员为了荣誉与忠诚去打仗，也不是同人签订了付酬的合同。他们是国家的公仆，国家保证按常规雇用、按常规发薪，事业是有前途的。无论战时或平时，都献身于各自的州或国家(一个更富感情的词)。只有这样的专业军队的出现，才能在社会上明确划清“军人”与“平民”的界线。 这种演变是渐进的、不平坦的。在普鲁士军官团中间，出于封建的或前封建的概念，个人对“军阀”效忠的思想，直到20世纪还是影响很深的。直到法国大革命，法国军官团里边仍有大量吵吵闹闹、任性放纵的贵族，政府官僚机器不得不为他们找出路——安排一场海上追逐战。英国军队从一群独立不羁、参差不齐的杂牌军发展成为一支集中统一的武装力量，直至今日也还很不完善。然而，在1700年，基本的轮廓已经出现：国家机器有责任、有能力维持一支全日制的步兵，无论战时或平时，都发给工资，管吃管住，配备武器，发给制服。军队成为互抱成团、高人一等的一群人，自成一种明显的亚文化，与社会上的其他人迥然不同，不仅因为职能不同，而且在生活习惯、衣着打扮、人际交往、享受特权以及职务所要求他们承担的责任方面，都不相同。 政府权力的发展与组织程度的提高，固然使专业军队的出现成为可能；但更重要的因素是军事实践与技术的发展。指出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时，不能忽视另一个同时发展起来的因素：政府控制社会资源的能力加强了，才有可能发展一支专业的军队；反过来，专业军队作为服务工具，不仅能加强国防，而且也是对内镇压的力量。 [ 作者注：这一观点由 S. E. Finer教授详细阐述过：Charles Tilly(编者),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1975. ] 军队的存在，可以胁迫不赞成发津贴的某些等级 [ 译者注：议会由三个不同阶层的等级组成。 ] 投票赞成给军队发津贴；胁迫不愿多付税的国民顺从地付税，以便增加更多的军队，军队现已成为可供王室支配的吓人的力量。这种力量已足够吓唬1688年英国宪法的设计者，以及一百年后大西洋彼岸的摹仿者，使他们即使在和平时期也不敢大幅度缩减军队。此处可以顺便提到一个像联合王国这样的国家，不仅在宪法体系与政治制度方面有其特殊性，而且在整个文化模式上也有其特殊性，由于它幸运的地理环境，数百年来只把军队看作是多余的奢侈品。至于普鲁士，德国历史学家汉斯·德尔布吕克(H．Delbruck)写道：“发展军队的历史……同时也就是普鲁士国家的历史。” [ 作者注：Hans Delbruck, Geschichte der Kriegskunst, Vol.IV, Berlin, 1920, P281. ] 前面有一章已提到，联合行省在发展职业化军队方面曾起带头作用。荷兰从海外贸易中得来的财富使他们几乎在17世纪早期的欧洲各国中唯独一家能整年维持一支军队。又因为他们能按时支付较高的工资，因此在两件事情上都超过了欧洲各国的雇佣军。一是可以让士兵挖壕，一是可以使士兵受训，这两件事在增强防御能力方面有极大的重要性。 头一件事的重要性不言自明。正是创造出不断挖掘战壕，加上护城河的天然保护以及科霍恩建造的永久性碉堡，才使联合行省维持这么长久。第二件事：训练，主要是因火力在战场上的重要性日益显著。16世纪末，奥兰治的亲王莫里斯(Maurice)头一个清楚地看到如今火力比冲锋更具有决定性作用，长枪只能掩护滑膛枪，而不是相反。因此，在布阵时，有必要最大限度地发挥火力的威力，在实施上应确保能连续地、有控制地发射。16世纪通行的是数千名壮汉组成长枪方阵，由不多几名shouqiang手掩护着往前行进。莫里斯一反这种阵法，他把滑膛枪手列成每十排一组，各组之间穿插着长枪手，长枪手是用来对付敌人骑兵前来冲撞的，对滑膛枪手起保护作用；滑膛枪手开火后，即作反方向行进，以便重装弹药，这样，最前列的滑膛枪手总能向敌人不断开火。 指挥这样的战斗要求在战场上有高度控制的能力：控制行动，控制火力，更重要的是自我控制。如今军队已不再挤成乱糟糟的一团易受攻击，而是串成一排排地便于发挥火力。因此，训练是必要的；再者，比训练更重要的是，要强调纪律。军队要守纪律这个概念我们已习以为常了，为此很难理解在17世纪的欧洲，它竟还是个新事物。封建武士是全然无纪律的，他们并以此为荣。雇佣兵也如此，他们带着自己的工具来干他们的活，相互之间视作与自己同等的人，分工不同，但等级上是平等的。纪律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概念。尽管联合行省付的工资不低，但军队中开小差的数量很大。这已不是什么新问题。同许多同时代有教养的军人一样，莫里斯翻阅古老的军事教科书，尤其是多次重印的艾连与维吉托斯的著作，从希腊人、罗马人那里寻找军队的组织与调度办法。他的一些更有学问的同事[特别是莱顿大学的贾斯特斯·利普西斯(Justus Lipsius)]重新发掘斯多噶学派(Stoic Philosophers)哲学家有关自我控制、自我克制、服从权威等方面的教导，来作为罗马军队模式的机制的必要补充，单独这些精神就能驱使士兵去干活。这种斯多噶式的自我牺牲与服从精神同新教徒的节制精神协调一致，证明更能使人接受，不仅荷兰人，而且瑞典人、苏格兰人、勃兰登堡人都较能接受；英格兰“新式军队”中的骑兵，同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的军队一样，也还能接受，尽管这些国家的军队中个人主义、光荣感、爱炫耀、追求荣誉等习俗继续在起着重要作用。 尽管莫里斯和他的同事们研究、讨论了所有这些问题，操演了各种队形，训练了军队，并在锡根建立了一所军事学院以教育该地的清教徒贵族接受新的学说，但是，对阵战实际上很少发生，军队的实习机会太少。莫里斯的学生中，有一位瑞典贵族雅各布·德拉加蒂(J. Delagardie)，成为古斯塔夫·阿道尔夫(Gustavs Adolphus)亲王的军事顾问，阿道尔夫亲王于1611年继承瑞典王位，他把此后二十年的余生都用来打仗，首先同波罗的海几个邻国打，后来，在哈布斯堡王室的军队实行蚕食政策把触角逐步伸向北方时，又同哈布斯堡王朝打。为此，古斯塔夫有更多的机会去实际运用与发展荷兰学校中学到的东西，他把这些东西用到不同种类的军队身上。 封建主义或多或少地把瑞典略过去了。在众多的湖泊与众多的森林中，瑞典人易于保留人人服兵役的军事组织的有效形式，而英国人与德国人在北欧人与马扎尔zx举入侵前的9世纪已不得不放弃这一制度。16世纪，瓦萨王朝曾恢复义务征兵制，以便支持对丹麦人与波兰人的旷日持久的战争。因此，古斯塔夫登上王位后便建立起一支国家军队，从当时的眼光看，认为他是在复古，而我们今天则认为是属于“现代化”的事情。古斯塔夫把这支军队变为高效率的长期服役的军队。服役期长达二十年，但居民中十名男子中只征召一人，其余九人则纳税供养军队。所以，实际上，瑞典军队已是一支由长期服役的正规军人组成的军队。地方社会有责任按定额找到合适的兵员，但也允许有例外（同后来欧洲的征兵法一样），即寡妇的儿子不征，已有人当兵的其余弟兄不征，矿工与军火工业的工人不征，贵族不征（反正他们要在军队里当官），教士不征。这支军队在国内期间不由国库付工资，由当地供应生活。一旦出国打仗便由国库出钱，麻烦也就多些。瑞典是个贫穷国家，工资常常拖欠。古斯塔夫发现较便宜的办法是：用自己的军队守卫国土，让各地的雇佣军去海外打仗。在他去世的1632年，他指挥着十四万人，其中不到十分之一的人是真正的瑞典人，其余的不是从德国当地雇来的，就是从出钱不出兵的同盟者如萨克斯·威玛的伯纳德等处来的半雇佣军人。这些军队都采用瑞典的战争体制并按此进行训练，它们的高效率在1631年布雷顿菲尔德（Breidenfeld）一役中崭露头角；哈布斯堡王室的军队受到灾难性的打击，一败涂地，从而改变了欧洲的权力格局。 古斯塔夫于下一年被杀，他的军队也渐渐解散了。但他提供了一种指挥战争的模式，欧洲各国在本世纪内照此ban li，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古斯塔夫建立起来的军队，包括军官与士兵，都是由皇家付工资、发制服、装备武器，由君主亲自指挥或由君主的亲密助手指挥。纪律很严格，军法从严处置。供应与后勤被视作政府的责任，虽然瑞典政府感到维持庞大的军队出国打仗负担过重，他们的军队在“三十年战争”中开拔时以及后来一个短时期内只需配备较少的后勤人员（从前一般情况下，后勤人员需数倍于士兵人数）。打仗时，他们用莫里斯的阵法列阵，滑膛枪经改进后本身重量减轻，并经不断操练，因而开火频率高，重装弹药速度快，以致步兵方阵可由十排减少到六排或更少；滑膛枪手甚至可以在少有的不利环境下同时连发。 骑兵与炮兵也有变化。瑞典骑兵不再搞华丽无用的“马回转”，而是回过头去重新练习使用骑兵大砍刀，练习如何整齐地挥剑冲锋，这种突击方式更能震慑敌人，因为这比中世纪的轻骑兵力量更集中、更有控制。后来，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的铁甲军在英国内战中把这种战术发展到了完美的地步。 至于炮兵，古斯塔夫不断下功夫去克服它基本的弱点：不便运转。答案在于发现大炮的射程同炮身的长度无关。的确，炮身可以缩减—半，重量也可相应降低，效率一点也不受影响。这一发现，以及其他许多造炮技术的改进，都依赖伟大的瑞典铁器制造商路易斯·德·吉尔(Louis de Geer)，他是一位重要的工业家，在17世纪前半叶主宰了西欧的经济生活，是他创造了可移动的野战大炮——大炮可在战场上移动(必要时用人推)，环境需要时，既可向步兵方阵发实弹又可发空弹；发射的频率从前是每小时两三发，如今已可赶上滑膀枪的频率。 最后，也许最重要的发明是三种武器(其中两种已把火力发挥到最大限度，另一种则有利于进攻性的突击)配合起来使用，这在战场指挥上有很大难度，不仅需要有一批眼光锐利、智慧敏捷的指挥官，而且需要一个严密的结构，既有等级森严的层层控制，又须瞬刻间整齐划一的行动反应。这样的局面很少能做得到．而当古斯塔夫本人不在场时，就更少可能实现了。但是，几乎从古代很简单的小规模的城市冲突以来，现在第一次有可能不仅在战役中而且在整个建军过程中，使军队成为一个工具，听命于一个强有力的意志。这都亏了17世纪上半叶的那些发明创造，所以，17世纪下半叶才能见到出现了如此众多的出色将领，如图伦尼与卢森堡，萨伏伊的蒙蒂库科里与尤金；其中最伟大的是马尔伯勒公爵约翰·丘吉尔(John Churchill)。 这样，古斯塔夫提供了一种蓝图或草案(过高地估计是不明智的)，即：也许可能完全控制住已被广泛用过然而是无结果的暴力，把战争贬得很低，并且永远贬低；把充塞欧洲社会的战争活动引向有目的地、合理地利用国家机器；把土匪、强盗变成士兵，把无政府主义的暴力变成受公认的合法权威控制的、勤劳的武装力量。如果达不到这样的局面，欧洲就没有一个国家能建立起一个有秩序的政府体制；但是，直到政府本身机制大大改善以前，也不会达到这样的局面。一直到了本世纪末，这种可能性才出现了一点遥远的影子——欧洲国家有了付工资的专业军队，从政府自己的仓库里供应军队的各种所需，教导军队不要互相打架、不要x扰百姓，并有一批有技术、懂节制的将军来指挥军队。 武器技术方面又出现了两种变化。一是用火绳引发枪机，装弹药既麻烦又无把握的滑膛枪被燧发枪所代替，这种枪的机制既简单又可靠，可以在一分钟内发射三颗子弹，三列士兵可以同时发射，已成为新的常用的步兵阵形。另一个变化是发明了管状刺刀，这使每个步兵都成了长枪手，也就是说，从此在战场上消失了长枪这种武器。这两件事是在17世纪最后二十年内发生的，因此，马尔伯勒的士兵于18世纪初就能用这些新武器打仗，威灵顿一百年后用的也是这些武器。当时马尔伯勒把士兵排成薄薄的长列(法国人把它叫做“薄片队形”)，便于保持阵式，便于连续开火，只要他们能守住阵地，就不怕骑兵冲击。 但是，一旦双方交火打乱了队形，步兵就只有任凭骑兵摆布了。为此，重骑兵，即持长剑或马刀或长矛(从东欧引进的)的骑兵，仍是一种颇有战斗力的兵种。通过同哈布斯堡王朝的战斗，从东欧学来起侦察、搜索作用的轻骑兵，在同土耳其人作战时很有用——由一些能动的“龙”喷发出火力。骑兵配备了轻型滑膛枪后，便有了“龙”的名称；同时，正如这个名称所暗示的，也可用于国内的镇压行动。 大炮方面，在古斯塔夫·阿道尔夫去世后，改革便缓慢下来了，直到18世纪，才由法国出来领头，在炮兵总监让·巴蒂斯特·格里博瓦(Jean-Baptiste de Gribeauval)的治理下，大炮的部件标准化，可以互换，增长了射程，改进了瞄准器，增进了准确性．减轻了炮架，大大减少了拉动大炮的牵引动力，使大炮成为战场内外真正机动的武器，能集中对付任何目标。而比一切技术改进更重要的是，炮手本身的提高。炮手们不再被看作是一群对这种凶险手艺一知半解的民用专家，而成为全欧洲军队中一个不可分割的分支，同样要穿制服，受训练，并且必须有更多的战争科学知识。布里尼军事学校有一位优秀的炮兵军官候补生，一位年轻的科西嘉人，他就是拿破仑·波拿巴(Napleon Bonaparte)。 光是武器技术的改进，并不能充分说明自古斯塔夫·阿道尔夫以来，到腓特烈大帝时代，欧洲战事所发生的变化。真正意味深长的变化不在军队所持的工具，而在军队本身的建设以及使用他们的政府。的确，大可怀疑的是，如果没有专职的军官来指挥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也许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专职的政府官员作出正确决策来建设军队、供应军队，那么武器的改进还会不会有这样的进展。 这方面的先锋是法国。正是波旁王朝于本世纪末把古斯塔夫·阿道尔夫的蓝图付诸实施，建立起一个功能完善的军事体系，欧洲各国必须照此ban li，否则将有灭顶之灾。 古斯塔夫于1631年去世时，法国王室的财库已经破产，法国社会刚从长达半个世纪的内战中开始恢复元气，根本不可能在欧洲占有雄主地位。用欧洲政治术语来说，法国几乎已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法国之所以能复苏，端赖于亨利四世结束了内战，黎希留 [ 译者注：Richelieu,极有势力的法国大主教。 ] 摆平了同外国的冲突，如果某个外国不听话，就找个代理人去打他。古斯塔夫正是最强大的代理人，在他死后，黎希留发现自己必须勉为其难，亲自出马，以阻止哈布斯堡王室、西班牙或奥地利来主宰欧洲。 这是一项惊心动魄的任务。法国王室对其统治下的参差不齐的各省实际上很少控制权。地方上争吵不休的显贵、要人，只在名义上效忠国王，他们在内战中养成的独立习惯几乎已根深蒂固。政府没有文官机构，而最重要的是，没有钱。王室的钱能养活的军队在“三十年战争”时期从不超过一万二千人，所以不得不依赖一批军事将领，这些将领自己豢养军队，负责付军队工资，购置武器装备，自然也就既欺哄上边又欺哄下边。法国所能投入战场的小部队，也因付不起工资而不断瓦解。高级军官们都是贵族，不愿向王室表示忠诚，也拒绝受别人指挥，他们把争执宣扬于大众之中，甚至打仗时也如此。最著名的例子是孔代亲王(Prince de Conde)，他在战争高潮时，从法国国王一边转到了西班牙国王一边。这当然是一个例外，但这类行为在当时并不被认为是怪异，甚至不受指摘。这种作法是说不过去的，但是对那些伟大的贵族来说，是完全可以料到的。 财政破产，军队腐化、无纪律，——这些就是1648年前法国军队的特征，更确切地说是1661年路易十四掌权之前，军队的状况。到1680年，法国军队已拥有三十万名精兵，居全欧之冠。数年后，更达到了辉煌的顶端，能抵挡欧洲所有大国的联军达四分之一世纪。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基本上，这项成绩要归功于两位出色的、不知疲倦的官员：米歇尔·勒·泰利埃(Michel le Tellier)在17世纪40年代与50年代打好基础，接着由他的儿子卢瓦(Louvois)侯爵在路易十四领导下毕其全功。他们的成绩并非完美，在他们的事业进展过程，不断遭到人们的攻击，他们的错误从未彻底纠正过，其中不少错误在他们死后仍一再重复，甚至变本加厉。尽管如此，1700年，皇室的控制仍能有效保持；军队不仅不是独立不羁、毫无效率的散乱单位，而是一个训练有素、紧密结合的团体，有一个单一的集中的管理机构能把数十万军人投入战场并保持整齐划一达数年之久。 当然，他们的成功必须把法国财富增长这个因素考虑在内，科尔贝尔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农业和工业都获得了进步，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都增长了；并建立起财政制度，其中最主要的是有效的征税制度与许可证税制度。但是，金钱本身并不能提高军事效率。除非军事管理部门得到改进，否则，钱再多也只能大部分白白落进各旅将领及军需供应商之手。勒·泰利埃与卢瓦让各旅将领做实际的代理人，即由他们去培训军队、付给工资，并承担全部财政风险。勒·泰利埃父子进行监督，确保这些军队有充实的编制；同时把供应武器装备与行动指挥的责任掌握在自己手中。国王为各将领指定副将负责作战指挥，还任命一些普通官吏去指挥下属一些较大的分队。军方中不服从指挥的，将被褫夺皇家津贴，少数贵族出身的指挥官想用辞职来逃避不光彩的被解职，结果以“欺君罪”被关进巴斯蒂堡垒。官员在领到皇家津贴之前，须在皇家卫队里担任滑膛枪手。有一个模范旅，为所有步兵的军事操练与纪律训练作出示范。该旅的将领即被任命为军队总监，在法国与英国的词汇中，有一个词：“军纪严格先生”，就是由此产生的。 最重要的创新是建立了一个管理军队的文官机构。这是一个重大成就，要考虑到在那个时期，还没有一个正规的官方机构来管理任何方面的事务。国王通常用现金来收买官吏，或者同一些个人或团体签合同去完成某项任务，无论是征税、征兵，或是采购军需、制造武器，或如我们在上—章看到的，组织私掠船去打击国王的敌人。新建的机构即是“总管”，最初是黎希留时代开始的，当时作为一个常设的监督部门，负责随军监督，检查征兵及食物供应、弹药供应，监督金钱的使用，回来向陆军部长报告。勒·泰利埃把它的职权扩大为全面管理机构，后来传给他的儿子使用。该机构的官员们负责谈判签约与监督执行，包括食品、武器、装备（包括制服）。的确，政府要为如此大规模的军队提供军服，是非有这么一个机构不可的。他们把法国分为几个区，各自的经济潜力都是同幅员广度成比例的，这样就可以解决军队的给养、弹药，各区并有永久性的弹药库与大炮库。官员每两月一次分头去巡视各自的管区，调查该区的兵力、军粮与工资。打仗时，他们配合军队组织后勤供应，仓库内的物资用完了就向当地政权索取。当地居民对这些官员是不欢迎的，但总比让兵士自己动手抢掠要好些。完全可以理解，军中各层都嫌恶这些“总管”，高级军官感觉受到了侮辱，低级军官不满他们查账。但抱怨是无用的，因为站在“总管”后面的是精力旺盛、毫不通融的卢瓦，在卢瓦背后支持他不理会军官们辱骂的，是国王。 我们务必不要过高估计“总管”的成就。对法国军队效率的判断，离不开当时时代的标准，而不能用我们的标准。塞巴斯蒂安·勒·普赖斯特·德·沃邦(S. P．de Vauban)的伟大成就，在于他在法国边境线上布置了一个完整的碉堡系统，这项成就同卢瓦在建设军队方面的成就同样重大。沃邦在本世纪末写到法国军队状况时曾说：“住的地方像猪圈，身体半裸着，快要饿死了。”他为君主的江山焦虑不安，仅仅是一个有威势人的个人意志，或一群有威势人的意志，无法克服19世纪庞大官僚机器运转到极限仍不能解决的困难。贪污zx到处泛滥，供应系统紊乱不堪，苦难最深的是家中有派宿士兵的不幸的农民与市镇居民。再者，欧洲社会现已更有秩序了，更加繁荣了，农业、商业、手工业及其他职业领域都呈现出无数有吸引力的就业机会，因此，征兵的困难大大增加，愿意当兵的只有被社会淘汰的分子、犯罪分子、容易受骗的人、半傻子，这些人只有用严厉的纪律才能控制住，一有机会便兽性大发，耍起蛮来。我们不可被洛可可时代 [ 译者注：Rococo Age,洛可可式指欧洲18世纪建筑、艺术等方面的一种风格，其特点是纤巧、浮华、烦琐。 ] 。军队的表面华丽所蒙骗；那都是些令人难受的、卑劣的摆设，而战争毕竟是一桩野蛮的、可怕的事情。 不过，尽管有它的不完善处，法国军队仍然是欧洲前所未有的最卓越的国家工具。上述军事制度被西欧其他各国仿效（结合本国特点），英国也不例外。其他方面亦如此，诸如法国建筑、法国艺术、法国时装、法国宫廷礼仪、法国烹饪，无不受到仿效。一些日耳曼小诸侯，他们的军队往往就是他们最有销路的财产，也处处摹仿法国，一丝一毫都不走样。更没有人比得上经济贫瘠穷困而政治上如日中天的勃兰登堡(Brandenburg)选帝侯，学习法国非常认真、非常成功；由于他对德国皇帝的忠诚，于18世纪初被授予普鲁士国王的称号。 现在我们回顾这段往事，仍能感到这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德国在一个世纪的胜利与悲剧之后，为什么这么弱小的霍亨佐伦王室(Hohenzollerns)竟能经历—个不短的时期爬上世界大国的地位？法国国王在17世纪初也许看起来也是很弱的，但至少疆土是结实的、肥沃的。而勃兰登堡选帝侯的领土，历经乱七八糟的继承关系，把一些零星土地缀并到一起，互不连结又无防御地散布在从维斯杜拉河到莱茵河的日耳曼平原上，其自然资源无法同邻国萨克森与巴伐利亚相比，更不用说在商业潜力上无法同联合行省与汉萨同盟诸自由城市相比。霍亨佐伦王室在战略上，同欧洲的两个风暴中心——莱茵兰与波罗的海——连接起来，如果一方是和平的，战争几乎肯定要威胁另一方。不久，他们又兼并若干最不听话的城镇以及欧洲几家最不顺从的贵族。现在很难追踪这些等级可疑的代表如何为军队与地方防务提供金钱的，更不必说无法弄清选帝侯也许不得不在他的领土远端平息过多少争端。不管他们做了什么，也许可以有把握地预言，霍亨佐伦王室是无法取胜的，连自己的附庸也对付不了，更不用说旁的国家了。 回溯弗雷德里克·威廉(Frederick William)大选帝候为克服这些困难所采取的办法，他似乎是经过了长时间卓越、审慎的策划的。而实际上，却都是（通常如此）即兴之作，急需什么就做什么。1653年，一次波罗的海战争的结果，涉及到选帝候国土的北部与东部领土，他拿这个问题作题目，向议会中各等级的成员各征了一笔小款子，凑起来建立一支几千名精兵的军队；作为回报，他再次确认这些议会成员现有的各种特权：贵族在他们的领土内享有充分的管辖权；保证世俗的与教会的管理机构都同样享有购置财产等方面的优先权；重申市民代表有司法豁免权并受行会的保护。但议会各等级必须同意王室派往各地估税、征税的官员的任命，也就是对设立军队“总管”的支持。这样，他们用献纳来巩固了自己的传统权力——这对他们保持独立是真正的保证。这件事，他们会为之后悔的。 当然，地方同意征税并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战争的需要。第二年．选帝侯就采取了又一个行动，1654年，帝国议会——神圣罗马帝国的代表组织(日耳曼的诸侯们看待这个组织就像是今天的主权国家看待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决议，督促“帝国每一州的居民、臣民与市民，应当顺从地援助各自的王侯、领主与长官，住进并保卫各要塞以及其他必要的处所。”此一镇痛剂式的劝告，乃弗雷德里克·威廉采取的自我授权行动，以便强制他的臣民慷慨解囊，包括“为了国家当前与未来的安全、和平与安宁，所要求他们献出的一切。” [ 作者注：Hans Delbruck, Geschichte der Kriegskunst, Vol.IV,P280。 ] 这一含糊不清的法律条令，同他新建立的官僚机构以及一支小规模军队结合起来，给了他所需的全部机制去建立一支更大的军队。当1665年中央属地勃兰登堡与西方属地克利夫认为与己无关因此拒绝参加波罗的海战争时，威廉就利用这支军队凭武力在这两处征税，并从此把这一作法沿袭下来。八年后，当联合行省同法国之间逐渐敌对时，普鲁士议会也想拒绝加入选帝侯保卫莱茵兰领土的战争，最后结果也只得被迫就范。他们被迫就范是比较容易的，因为贵族(居民的天然领袖)是受豁免的，因此只好由农民与资产阶级来分担贡献。由于这些方法，弗雷德里克·威廉的军队1678年达到四万五千人，在他及其继承人的统治期间，始终维持这个水平，不算特大的编制，但已足够达到他的目的——把勃兰登堡一普鲁士建成一个国际性强国，唯一的、最终的批准权即在于军事力量。 同时，这支武力也足够抓牢一个只有两百万人口、自然资源贫乏的社会。皇家官僚机构负责征集贡物以支持这支军队，他们还发现可以介入更多的事务。在市镇，钱是从商品来的，于是他们便控制住所有的工业与商业活动。在乡村，他们同样控制住收获、租佃与征税。就像法国的“总管”，这些普鲁士官吏建立起一张官僚网，使君主政权增加了几份控制经济活动及自然资源的权力，从而逐渐削减地方的权力与独立性，形成以柏林为中心的有效的中央政府。事实上，一个国家——普鲁士国应运而生了，普鲁士军队的国王心满意足了。 幸亏这些坚实的基础，大选帝侯的孙子——国王弗雷德里克·威廉一世（1713-1740）才有可能建立起多达八万人的军队，占欧洲第四位。建军过程极其小心地不让本国的脆弱经济受到影响。城镇自由民、勤勤恳恳的纳税人，都未牵连在内。步兵尽可能从外国人和农民中召募；播种与收获期间，农民可以回农村；付给他们的工资很少，作为补充，鼓励他们在营房里做生意。因为这种军队太宝贵了，所以极少把他们投入恶战。军官几乎毫无例外地选自贵族阶级，他们实际上是被征召来为皇家服务的——贵族家庭必须至少送一个儿子去预备军官团，由此组成军官队伍的主流。作为回报，皇家重申贵族的特权。所以说，普鲁士贵族是必定要为皇室服务的，经过两三代．那些同坚持要独立的邻居——波兰人打过仗的贵族，便成为霍亨佐伦王室的驯从的支柱，长期沿袭下来，其中著名的家族有：冯·阿尔文斯勒本(von Alvenslebens)，冯·特赖考(von Tresckows)，冯·法尔肯斯泰因(von Falkenstein)，冯·曼陀菲尔(von Manteuffels)，冯·克莱斯特(von Kleists)，直到二百年后这个王朝倒坍。 普鲁士军官团也许是欧洲最封闭的社会群体，这是霍亨佐伦王室有意养成的。部分原因是他们所处的环境自成一个圈圈；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特别信仰荣誉与忠诚这些贵族习俗，战场上表现十分英勇，平时对皇家的命令十分顺从。法国的贵族很容易获得官职。波旁王室同其他欧洲王室一样，用提供在朝廷、在军队、在教会任职的办法来阉割贵族的政治独立性。贵族们也认为拥有贵族门第不如当上一个旅的将领，钱囊可以饱饱地。有钱的城镇自由民可以买到一项职务，增加自己的机动性，并过上一种贫穷的外省贵族(相当于普鲁士的“容克”——即贵族地主)也过不上的优裕生活。18世纪的法国军队上层充满了富有的平民子弟与上流社会的皇亲国戚，这些渴望高升的年轻贵族子弟因父母既少财富又无名气，因此提拔无望。结果，许多人逐渐同朝廷疏远，热切盼望斯巴达的故事重演，当时贵族的实力已经达到莱茵河彼岸，他们甚至盼望更加激动人心的战争模式，这种战争在1776年后，在大西洋彼岸发生了。 尽管如此，法国富裕的军官团，或普鲁士贫穷、自大、忠于王室的容克地主，或任何欧洲较小国家中的中间阶级，他们的共同特点仍超过他们的不同之处。旧日雇佣军中天然存在着同志般的友谊，一个经历丰富的年长者走在前面，几名年轻的贵族子弟跟在后面，扛着长枪或滑膛枪，还带着几个普通士兵……这样的景象已被一种等级森严的结构所代替。这种结构把“任命的官吏”与“其他等级”严格分开。“任命的官吏”直接向国王负责，这些人不管是否出身贵族，都过着贵族生活。“其他等级”系由杂乱的人们凑到一起，他们或是被强制来服役，或从欧洲各地雇来，靠补助金为生；这些人受非任命的官吏组成的监督阶层进行管理与训练，依靠鞭子的丰富语言把他们训练到像个机器般的人那样，上战场时能连成笔直的一长列向前移动，甚至更重要的，能使他们在敌人已向他们射击时仍能数小时地站在阵地上纹丝不动。 战斗是如此残酷，职业士兵难以补充，这是18世纪的将军们像两个世纪以前他们的雇佣军先驱者同样感到头痛的问题。萨克斯(Saxe)将军在其著作《战争幻想》(1732年）中，作过很好的叙述：“我不喜欢对阵战，特别是在战争的开头，我相信，一个有才能的将领在他的一生中，完全可以不参加被迫加入的战争。”腓特烈大帝在他1747年《对将军们的训令》中也有同样的感触：“战争最大的秘密，一位有才能的将军的最出色的杰作，在于使他的敌人饿死。饥饿比英勇作战更能耗尽人的活力，不必冒战斗的风险就能获取成功。但是，鉴于战争极少是由于补给兵站被占领就结束的，决定胜负只能靠大战役，因此，有必要运用所有这些手段去达到目的。”他还写道：“战争的决胜只能靠战斗，否则无法结束战争。为此，军队必须战斗，但应掌握适度，充分占有优势……只要切断敌人的供应，并选准了有利地形，就会获得机会。” [ 作者注：两篇文章均翻译并登载于 T. R. Philips所编 The Roots of Stategy: A Collection of Military Classics, London, 1943. P.161,173,213. ] 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18世纪军事战略的本质、问题与目的。将军们首先要解决好：问题是如何在敌方国土上移动一支七万人的军队，并须不断供应食物、饲料与弹药，——许多将军解决不好这个问题。前线森林中已渐寒冷，而供应跟不上的话，任何战斗都无法开始。鉴于马匹与骡子的饲料供应是个大问题，在春末之前是无法开动军队的。前进的速度受限制，不仅因为负载过重的军队在崎呕不平的路上开拔困难，还因为沿线须设立若干弹药库，弹药从后方基地达到沿线的弹药库，再从沿线弹药库运到前线，颇费时间。只是从这个时候起，军事词汇中才出现了：基地，侧翼，交通联络线，内线，外线等等。 队伍需要走几天才能抵达敌人要塞，这时，司令官须作出决定，是绕开它，还是围攻它？一场围攻战也许要占去整个夏季；但是，把敌人要塞留在后面，对交通联络无疑是一个经常的威胁，那是不容考虑的，除非司令官能分出兵力去扼制敌人。分出一些兵力，便使主力削弱，可能受制于敌人。只有胆大的司令官，经过仔细计算所涉及的风险，部队曾受过急行军的训练，才有希望在几个月内趁秋天把道路搞得泥泞不堪之前，完成他的使命。如果能成功地攻下一两个敌塞，为来年的战斗赢得一个有利形势，就算是相当幸运的了。这类小胜积累起来，把敌人的财力耗尽，迫使他们考虑与其把宝押在一场战役上，还不如求和较为有利，否则数年来的经营有可能毁于一旦，尤其是考虑到发动战争的政治目的，如此血腥的作法是完全不值得的。 这样，18世纪后期的欧洲军队最关心的问题便是：攻城术，筑堡垒，行军，供应，所有这些题目，在大量文学作品中都有过描写。军队，——用克劳塞威茨(Clausewitz)的话来说——就像是“国中之国，其中暴力因素逐渐消失。”那个时期，大部分时光在广泛的和平中度过。即使战时，终年也只打四五个月的仗。对外来说，它们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对他们自己来说，他们是一个自成一统的小天地，一种有自己的常规惯例、有自己的礼仪、自己的音乐、装束与习惯的亚文化；这种既乏味又使人着迷的生活方式被称之为“磨洋工”，英国军队中一直沿袭到今天。无论战时或平时，社会上其他阶层对他们的行为不感兴趣，不让青年人学他们的样。英国同其他国家一样，民众是支持战争的，尤其是海上战争，它可以增加社会财富，战争涉及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也不大。劳伦斯·斯特恩可以远去巴黎实现他的“伤感旅行” [ 作者注：Laurence Sterne 1713-1768,英国作家，《伤感旅行》一书未写完，即因患肺结核去世。 ] 。无需旁人提醒他：英国同法国正在打仗，他要去法国应先搞到一份护照。dl上，商业、旅游、文化与学术交流，即使在战时也毫无妨碍地在交流着。战争是国王们的战争，一个好公民只要按时纳税就可以了，至高的政治与经济权威只要求他们挣钱。既不要求人们参与战争决策，开战以后也不要求他们参加战事，除非一些年轻人受到冒险精神鼓舞自愿参加。重大事情都由统治集团独自作出决定。 也许还可以提到，欧洲文明一个不是最小的成就，正是因为有了受过训练的、顺从的带枪的狗，——某些情况下是长卷毛的狗——才使许多世纪以来欧洲人民受到饿狼惊扰的危机大大减少了。然而，这一成功孕育了一种反作用。欧洲的财富增多后，出现了一个富庶、自信的资产阶级，他们对军队（包括出身贵族的军官与无家可归的平民士兵）毫无同情之心，说得好些，认为军队只是一群同他们无关的专业人员；说得坏些，简直就把军队作为嘲笑、轻蔑的对象。一些开明人士已不再认为战争是人类的必然命运——需用耐心与勇气去承受的命运。18世纪的经济学家也不再像他们17世纪的前辈那样把战争看作是理所当然的、明显不过的获取财富独一无二的源泉。人们逐渐相信，财富是从社会群体之间自由无障碍的贸易中产生出来的，世界上如此明智地覆盖着行善的远见，只要人们彼此交流，和谐与和平就会把人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法国的重农主义者与英国伟大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门徒们，正是这样教导人们的。战争是错误的法律、伪造的感觉与既得利益集团的产物；如果世界是由目光远大、理解人类本性与社会行为准则的人们所统治的话，战争永远不会发生。伏尔泰(Voltaire)与百科全书派正是这样教导的。对他们来说，士兵是一个已成为过去的时代的残留物，是某种生活方式的代表，在这种生活里，思想开明的人们也会阉割自己；在这种生活里，总有一天，人类就会很快通统逃光。 这是对专业军队的发展的一种反应。但还有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反应。法国另有一些人把军队看作是“内部组织紧密、同其他人群隔离、把战争行为降低到更加专门的深奥科学行为”的一股势力，这股势力完全不能适应社会与政治目的的伟大变革，但在表面平滑的18世纪后期正在开始积聚力量；这些势力势必会找到新的军事组织形式与新的战争模式。有这类看法的人中有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发言人，他就是雅各·德·吉尔贝伯爵，他在1772年出版的著作《试论普遍战术》一书，用他对当代战争行为的严厉攻击来开的头： 我们用来打仗的军队，既是胡乱征募来的，又少适当的待遇。无论胜或负，双方都同样地资耗力竭。国内怨声载道，信誉沉沦，金钱流失。海军再征不到水兵，陆军再征不到步兵。双方大臣们都认为谈判的时机到了。和平终于来到。少数殖民地或省份易了帜。冲突的起因仍未解决，双方各自坐在废墟中忙于偿还债务、重整武器。 但是，能否设想一下：欧洲将出现一个民族，人民天资聪颖，社会资源雄厚，政府领导英明；在其国内，稳重的美德同坚实的军力在平抑扩张的政策下连接起来；这个民族决不会忘掉自己的目标，懂得如何进行廉价的战争，如何在胜利之后过好生活，而不至于因财政困难而束手无策。我们将见到这样一种民族，能像北风压倒柔嫩的芦苇那样制服它的邻居并推翻他们脆弱的政治结构。 [ 作者注：Comte de Guibert,Essai generale de tactique, Liege, 1775, I, P.xiii. ] 吉尔贝认为无法预见到这种民族的诞生。他悲伤地说：“这样一种民族是不会出现的。因为欧洲不会再有一个国家能够立即强大起来，焕然一新。她们的成长一模一样，都在彼此腐蚀。”吉尔贝死于1791年，这一年他是看不到他有名的预言正在开始成为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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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革命战争 18世纪最后十年内，欧洲的社会框架，包括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与军事的，都坍塌了下来。18世纪的欧洲，各个国家均己自成体系，疆界确定，各国君主在本国疆域内实行绝对统治。各国国王间的关系，依据国际间的法律的精确条文，严格按照外交礼节办事。各国之间的战争也是由训练有素的专业军队遵守同样的惯例进行，军队士兵由欧洲各国募来，军官几乎都由相互通婚的各国贵族家庭中产生。如今，所有这些都成了问题，某些地方已有了很大变化。这一变化主要是1792-1815年革命后的法国同其邻居间几乎无间歇的长达二十五年战争的结果，战事的规模是自从蛮族入侵以来从未见过的。但是，这些战争至少应当看作是革命性变化的象征，同时也是革命的结果。 18世纪战争的性质，与当时社会的性质密不可分，这个国家发生了革命必然影响到另一个国家也发生革命。一旦，国家不再被认为是王室的“财产”（不管这些王侯为他们臣民的利益多么地辛勤工作），便成为那些献身于“自由”、“民族”、“革命”等抽象概念的威力巨大的工具。因此，大多数民众把国家看作是某种绝对“好”的化身，为了把国家争取到手，任何代价也不为高，任何牺牲也不为大。于是，洛可可时代那种“稳健与优柔寡断的竞赛”看来已成为荒谬可笑的时代错误。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生活在这个时代，他已觉察到，战争并非是与其他事物无关连的行为，而是国家政策的表现，是推行国家政策的另一种手段。国家的性质改变了，政策也就改变，因而战争的性质也改变了。 法国军队粉碎了旧体系，建立了（尽管还只是很初步地）崭新的卡洛林帝国(Carolingian Empire)，其疆土从维斯杜拉河 [ 作者注：Vistula, 系波兰境内的大河。 ] 一直到大西洋。在研究法国人为何有些成功时，我们并未发现有什么新奇武器。拿破仑的军械武器几乎同腓特烈大帝时代一模一样。是有一些新的战术创新，但这些东西在革命战争前数十年内已为军事理论家与指挥官们广泛讨论并部分试用过。从这类创新中可拣出四条来说说：一是把军队组成若干分队，可以同时沿着几条大路行进，使行军速度更高、更加灵活；二是配置一些“自由行动、自由开火”的“侦察（搜索）”队——所谓的“轻步兵”或来福枪队；三是在战场上更灵活地运用大炮，提高它的命中率；四是组成进攻性纵队，取代横列，横列虽强化了进攻性冲锋但不利于防御——也就是说，把薄层改成了厚层。 头两项改革通过改进步兵武器便可达到，这在17世纪末已经开始。当时引进的隧火滑膛枪与刺刀，使每一个步兵在发挥火力与保卫自己两方面都有了更大的独立能力；并可派遣若干配置这些武器的小分队作为先锋队、后卫队或侧翼队；这些小分队可以自我保卫，甚至抵御强大的敌人直到解除危险或撤退。18世纪中叶，这类打前哨战的小分队已很普遍。但直到“七年战争”结束后，法国将军彼埃尔·德·布尔赛(P．de Bourcet)才建议全军都应按这些规则组织起来。在《大战原则》（1775年）一书中，他建议把全军分成许多自成体系的“分队”，而不再采取军队整体移动方式，各个分队各自行进，互相支援，但都能单独行动。这样不仅能提高行军速度，而且指挥更加灵活。 因此，在传统的攻城术与供应办法之外，又有了一种新的战略谋划，即以加快速度为前提的小分队互相配合，并由各分队靠自己的力量坚持作战。这种组合方法还有一层好处。小单位沿着辅路进军无需全部依赖供应线，并能在某种程度上依靠沿线乡村供应即可，这就能使进军速度大大提高。18世纪晚期，西欧各国都较富足，道路系统也大大改善，更多的土地得到开发，军队如此行动的机会更加增多。 18世纪，打前哨战时，越来越多地运用小规模的搜索队进入森林或乡村中去进行侦察与搜索，为此需要培养这种专门人才去承担这类任务。此类行动需要有自信、反应灵敏并忠诚可靠，这在只会在长官监督下统一行动的列兵中是很难找到的。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哈布斯堡帝国的军队，他们在东南欧同土耳其人的长期争斗中显现出来这种才能。为了守卫边疆，帝国军队从当地征募一种独一无二的兵员，即：克罗地亚丘八 [ 译者注：原文为法文 pandours, 意谓丘八、粗暴的人、掠夺者。 ] ，匈牙利轻骑兵，与阿尔巴尼亚大兵，去做担任侦察与搜索任务的轻骑兵。1741年，玛丽亚·特里萨女王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因需保卫西部国土不受普鲁士与法国的入侵，即系依靠这些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她的对手们抱怨说，这些轻装的军队远离大部队在前方或侧翼单独行动，就跟土匪、杀人犯差不多，必须采取步骤认真对付他们。法国同普鲁士的军队也开始征募特殊战士——轻骑兵 [ 译者注：原文为法文 chasseurs, 既作“猎人”，又作“轻装兵”“狙击兵”。 ] 与山地狙击兵 [ 译者注：原文为德语 Jager，既作“猎人”，又作“(山地)狙击兵”。 ] ，让他们在起伏不平的山区巡逻，这些人都善于在山区或森林中战斗。腓特烈大帝征募了本国的轻骑兵，但完全不合他意愿的是，这支从事前哨战的分队成了一支“自由队”；后来他把他们解散了，并非常轻视地称他们为“冒险家、逃兵和土匪，他们同普通步兵不同处就在于他们缺少能使步兵变强的东西——纪律。”另一所锻炼侦察兵的学校是北美森林，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军队都同样发现欧洲常规战术的局限性，那里的战争都是“非常规的”。出现“革命战争”曙光的前夜，各种各样的步兵几乎都穿上了猎人惯穿的绿色服装以便伪装，所有的欧洲军队差不多都采用这种办法。 [ 作者注：Revolution For an Authoritative Survey see Peter Paret, Yorckand the Era of Prussian Military Reform,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1966, P28-46. ] 至于炮兵，前已述及让·巴蒂斯特·德·格里博瓦18世纪60年代在法国军队中所进行的改革，使法国炮标准化，易运转，并提高了准确性。人炮在战场上的配置模式，让·杜·泰尔(Jean du Teil)骑士曾作过图解。让·杜·泰尔骑士同他的兄长约瑟夫·杜·泰尔(Joseph du Teil)男爵都是年轻的波拿巴特的教师与恩主。在《旷野作战中大炮的用法》（1778年）一书中，让·杜·泰尔指出，战场上使用大炮近似攻城的概念。他特别指出如何集中炮火威力，在敌人的阵列中炸开一个缺口。他还强调了战术因素，如火力与移位的相互依存，倾斜火力优于径直火力，但他总是回到需要集中火力这一要点上来。“我们必须把最大数量的军队与大量大炮集中起来攻击一点，方能使敌受创，……我们必须使大炮数量加倍，集中攻击一点，取胜方有把握，……大炮只有精心保养并加倍其数量，方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 作者注：Robert S.Quimby, The Background of Napoleonic Warfar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57, P.296. ] 自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以来，法国军队仍继续沿用步兵方阵齐整进攻这一正统作战方法，已成为代价昂贵的僵化方式。法国人还比不上普鲁士人那样，经过无懈可击的训练，以铁的纪律严格约束，把步兵排成横列的单层。这的确需要一种很特殊的军队才行。18世纪早期法国最卓越的军事作家谢瓦利埃·杜·富拉尔(Chevalier de Folard)竭力主张用方阵进攻，设计这种层次很密的方阵用意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震吓敌人的作用而不在火力大小，他的这种思想在法国军队中始终保持深刻影响直至革命爆发。“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法国竭力贯彻这一战术，结果是敌人炮火把法国步兵方阵轰得四处逃窜。到本世纪末，这种战术也就很少采用了。最有效的步兵阵式，是由吉尔贝首创的“灵活的综合阵法”，即组成若干小型方阵，必要时可联成一线，后来成为“法国军队规则”（1791年）的基础，至少是“革命”军队奉行的正式理论。 但是，1792年，“革命”军队需要抵御进犯的对方军队时，很少有机会去实践这种正式的军事理论。皇家军队中有一部分人向革命政府效忠，但这部分军队被看作是不可信任的。现在已经没有这么大量的经过训练、纪律严明的步兵来运用旧政权时代的战术。即使还有教导、灌输的时间，自愿参军的士兵也不打算再遵守传统的纪律。革命军队都根据“必要“去办事，把卢梭 [ 作者注：让·雅克·卢梭(J. J. Rousseau, 1712-1778)，在瑞士出生，生活在法国，哲学家、作家、政论家。 ] 关于“自然人”的概念升华为指导性原则，对旧秩序的不自然作法不再理会。他们自由自在地打仗，以捍卫已得的自由，他们用大队进攻与分散搜索相结合的办法，高叫着“上刺刀！”猛向前冲。这是一种作战的天然模式。的确，对于这批在战斗前一两天才刚刚摸过滑膛枪的士兵来说，也只能采用这样的作战方式，当然这样的作战方式是全然不相宜的。人们不能忘记，革命军队中含有大量正规兵、军士与年轻的军官，他们欣喜地获得了在旧制度下得不到的责任与机会。尤其是炮兵与轻步兵，从前被贵族们看作是时髦的岗位，从不让平民插手。正是旧军队的正规大炮于1792年9月炮轰瓦米，拯救了“革命”。第二年，法国军队重组成新老成分混合的正式军队，一个正规的营按自愿编成两个队；国家警卫队旧的白式皇家制服改为红白蓝三色。新法国军队成功的奥秘在于把旧制度下的职业性同保卫国家的热忱结合了起来。 如果不是经过从前狂热的专制制度下的训练、现在又由一位自亚历山大大帝以来最伟大的军事天才来领导，这些混编的部队也许还打得不如从前那样好，尽管他们也无需像从前那样作战这么久。当然，如果他们无法对抗既受过专业训练、又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他们也就不会从革命战争的最初几年中活下来，更不必说胜利地活下来。旧时的君主们必须仔细地计算他们的军事预算，因为保持一支正规军队在财政上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在革命的国家，庞大的军事预算是不会有人反对的。1793年，志愿入伍者已基本消失，为此“8月23日法律”规定：“自即日起，直至敌人被驱逐出共和国领土之日，全体法国人永远有服兵役的责任”。一年之内，敌人被清除出法国领土，然而，无情地不断扩大的征兵工作延长达二十年之久。1794年末，法国革命军队的组织者拉扎尔·卡尔诺(Lazare Carnot)指挥着百万大军，他利用这一优势在各个战场上耀武扬威。效果总是来自数量！这是他的口头禅。“计谋没有用，军事艺术没有用，只有火、钢和爱国心才管用！”18世纪的战争中几乎已见不到的纯粹的凶残，如今又屡见不鲜。卡尔诺写道：“战争就是残暴，要么不顾一切，要么就回家。”既然恐怖已成为家常便饭，战场上自然应当变本加厉。他鼓吹：“我们必须消灭敌人，直到赶尽杀绝！” [ 作者注：Marcel Reinhard, Le grand Carnot, Paris, 1950, Vol.II,P.100-108. ] 战争不再是有节制的了，不再是可以不分胜负的了。 既然人能征召，那么全国的资源都可以征用来养活军队，包括武器、装备、着装与军粮。卡尔诺与其同事们为此创立了一种“有计划的战时经济”，其基础是断头台的恐吓。各地的粮食都征集起来，不顾当地居民的必要消费。设立国营的面包房，生产“相同的面包”，按供应卡分配给国民。所有消费品都由政府规定了最高价格。奢侈品全部征收来供出口，换回战争物资，全部国际贸易都由一个中央委员会加以管理。所有运输及工业生产都被宣布国有化，并用作军事工业。私藏财物以逃避管制者，或在黑市上做交易者，一律处死。武器、弹药、军服与装备的制作，都由国家来组织。甚至科学家也被征召来解决冶金、爆炸、发射，以及其他有关武器生产的问题。在默东(Meudon)设立一座供研究用的实验室，发明了头一批军事观察用的气球。巴黎同前线之间架通了信号式的电话。这是科学头一次在国家规模上用于战争活动。 行动同概念不相等。一旦外国入侵的紧迫危险消除了，人民便不再准备采用那些概念，极权政府也无法用他们惯用的手段去强制人民。一旦，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领导的“恐怖与效能”政府于1794年热月 [ 译者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共和历的第11月，相当于公历7月19日到8月17日。 ] 被推翻，供应军用品的企业又转为私营企业。通常负责管理这方面业务的军需处现已不能适应已发展至如此大规模的业务活动，于是贪污便盛行起来。军务合同商成为炫耀一时的“五人执政内阁” [ 译者注：法国1795－1799年间由“五人执政内阁”统治国家。 ] 与“帝国”的新贵；纳税人（先是法国的，后来包括欧洲各国的）则受尽压榨，以饱“新贵”们的私囊。有一种说法．说拿破仑的军队有三类人；高级军官既有荣耀又有财富；低级军官和士兵有荣耀无财富；后勤委员有财富无荣耀。 [ 作者注：Jean Morvan, Le Soldat imperial, Paris, 1904,Vol.I, P479 and passim. ] 毫无疑问，1794年后是不可能遣散这些人数庞大的军队的，如果这样做，将使法国国内一片混乱。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法国国内是供养不起这些军队的。开头是保卫法国、保卫革命的战争，现在变成了先是掠夺后是征服的战争。五人执政内阁的将军们留在国外，不怎么关心法国军队开到了何处。年轻的波拿巴特率领一支忍饥挨饿、军服褴褛的军队，仅凭着掠夺的许诺，于1796年进入意大利，事后创造出一个征服的理由。如问拿破仑的军队为什么会跟着他不仅进入意大利而且还进军埃及、德国、波兰，最终到了俄罗斯，并看到这支破破烂烂的年轻军队还不断得以扩充，其原因是他们别无选择，何况当兵总比在家里呆着要好。我们发现，其中还有一种答案是盼望掠夺战利品；另一种理由是希望促进dl各国的交流(拿破仑的军队是推动社会流动性最有效的工具)；再一种理由是喜欢冒险。所有这些理由都可以概括进一个概念：光荣。旧时的僵硬模式被打破了，再无限制个人凭他的勇猛与才智去获得大量财富。正如威灵顿公爵所说的： [拿破仑]是一国的君王，同时又是军队的军事首领。那个国家是建立在军事基础上的。所有的机构架设起来都是为着组织并保持一支意在征服的军队。所有的政府职位与奖赏都是首先为着军队保留着的。一名军官，甚至一名士兵，也会翘盼一个王国的王位作为对他的服务的奖赏。 [ 作者注：Philip Henry, 5th Earl Stanhope, Notes of Conversations with the Duke of Wellington,1831-1851, London,1888, P.81. ] 这一时期的艺术，受到浪漫的英雄主义精神的鼓舞，而在“伟大的军队”中同时存在着的是更直截了当的掠夺的热心。这是这样一个时代，数代法国人，无论属于何种阶层，都会用一种可以理解的怀旧之感，回想起它来。 拿破仑正是带着这些概念去掌握军队，用他的天才既把它作为军事工具也作为政治工具。也许，在他的先辈中，只有马尔伯勒 [ 作者注：约翰·丘吉尔·马尔伯勒(Marlborough, 1650-1722)，英国将军、政治家，历史上著名的军事指挥官，因战功被封为公爵。 ] 曾显示出可以与他相比的才能，把一个战役作为一个整体去把握，各种军事活动与相互配合都考虑在内，而不是一连串互不联系的攻防战斗。无论敌方是谁，如1796年与皮德蒙特(Piedmont)之战，孤立并争取了这名犹豫不决的对手；1806年打普鲁士，把一个强大的顽敌彻底摧垮、消灭。政治目的决定战略计划；战略计划又须导向辨明敌方决定性的要害部位，用不可抵抗的力量奋力攻之。这些都是拿破仑从杜·泰尔那里学来的，以及他本人作为炮兵军官候补生时学来的。他写道：“战略计划犹如攻城，集中火力猛攻一点。一旦打开缺口，平衡被打破，其余的便不在话下”。 [ 作者注：引用于 Yorck von Wartenburg, Napoleon asWar Lord, London, 2 vols.,1902, Vol.I, P38. ] 面对在人数上占优势的敌人，要害在于分散兵力就会在具体环节上有失败的可能，1796年在意大利发生的事情正是这样，滑铁卢也差不多是类似情形。敌方虽处劣势，而我方通讯联络极易受到攻击，在此情况下，指挥官要么下决心在不利的条件下战斗，要么像运气不好的奥地利将军麦克(Mack)1805年在乌尔姆那样可耻地投降。 具有决定作用的火力集中，是在原先“分散”兵力的基础上的。拿破仑有意先把力量分散得很广，使敌人捉摸不出他的主攻方向。1801-1805年，在这仅有的四年短暂的休战年月里，拿破仑重新组织了法国军队，其模式后来受到欧洲各国在下一个半世纪中普遍仿效。这种模式便是在一个单一的最高指挥下，军队几乎可以无限制地非集中化。即全军分成若干军团，每个军团由两个或三个师组成，既有步兵又有炮兵，每个军团共有八千人。每个师包含两个旅，每个旅两个团，每个团两个营。1805年，这些军团驻扎在西欧地区——法国北部、荷兰、汉诺威——由于精确地安排好时间，一下子调过来围住了奥地利在乌尔姆的军队。之后，他们又各自散去，后来在奥斯特里茨(Austerlitz)聚合，同奥地利与俄罗斯人作战。次年，法国军队向北开拔，像拍打器那样迅速散开，在耶拿(Jena)摧毁了普鲁士军队。这类行动涉及到复杂的计算。几十万人在不同的道路上通过起伏不平的乡村，后几代人需要设立一个庞大的总参谋部才能计算出来，而拿破仑用他的大脑袋就装下了这一切。 这些战略谋划的目的在于使法国军队获得最有利的地位去发动战斗——这种战斗不应只当作是无可回避的罪恶，而应成为整个战役的最高潮。为此，拿破仑采用并改进了革命军队的战术。在主力部队的前头，派出一大队小规模战斗兵与射击高手，去瓦解敌人的军心。用大炮轰击敌人的阵线；数千名列队的步兵反复冲锋同敌人挤刺刀，直到敌方出现了弱点，拿破仑便向它集中火力并调出他的预备队。如果这种谋略运用得很笨拙，并且面对的是像在伊比利亚半岛上布置妥善、镇定自若的英国正规军队，那么，这种战术无疑于zx。在耶拿的普鲁士军队在镇定与专业化方面一点也不比英国军队差，但经数小时的激战，不知从何方射来的狙击手的枪弹，使他们惊惶失措。普鲁士的阵线终于崩溃后，拿破仑派出轻骑兵进行追击，意欲全歼敌人，摧毁其国家。法军长驱直入，在居民中引起一片恐慌，摧毁了恢复生机的全部希望。 但是，战争继续下去，兵员的质量下降了，拿破仑的战术变得比直截了当的进军竞赛强不了许多。1806年后，军队的训练既不讲行军也不讲策略，只教如何开动武器。这种起码的技术，在行军过程向同伍的人一学就会。1809年在阿斯彭－艾斯林(Aspern-Essling)，拿破仑准备太差，就贸然把步兵纵队投入战斗，活该被奥地利军打得大败。此后，他用成倍增加大炮的办法来提高军队的质量，即使这样，他取胜的代价也很昂贵。数日后，为雪阿斯彭之耻，拿破仑决定在沃加拉姆(Wagram)实行报复，但损失了三万名兵员(对比奥斯特里茨之役只损失八千人)。1812年在博罗迪诺对俄罗斯作战不用谋略只顾冲锋，最终损失了三万人（军队供应很差），摧毁库图佐夫 [ 译者注：米哈伊尔·伊拉里翁诺维奇·库图佐夫(M. Kususov,(1745-1813),俄军统帅，著名的军事家。 ] 的计划彻底破产。滑铁卢一役，法军笨拙地强攻使两万五千人损失在威灵顿 [ 译者注：阿瑟·韦尔斯利·威灵顿(A. Wellington, 1769-1852)，英国军事家、政治家，因打败拿破仑受封公爵。 ] 的战线前，占法军总数七万两千人的三分之一还多。 要是拿破仑不曾打赢几次仗，他的全部战略便站不住脚了。虽然他并未忽略供应问题，也的确在每次战役开始前作了精心准备，但是，他进军的速度太快以致供应跟不上。就像在“三十年战争”中的前辈一样，他们不得不在当地农村就食。拿破仑期望军队能供养自己，军队的确也这样做了，尽管他们无法向当地居民说清楚法国进军的理由。当军队总人数达到六位数时，军队只能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自我解决供应问题。如战争时间拖长，他们必得在战役结束后立即夺取敌人的粮秣库，并强迫打败的一方供应食粮。1807年，拿破仑开始向欧洲较贫瘠的地区进军，在埃劳战役后进入波兰，进入伊比利亚半岛，供应成为一个使人烦恼、几乎无法解决的难题。威灵顿在伊比利亚半岛取胜的秘密就在于他冷酷无情地利用并加深了法国军队的供应困难，而使自己在这方面确保无虞。俄国人在1812年取胜也是依赖他们拒绝同拿破仑决战．让拿破仑深入俄国国土而供应无法跟上。余下的事就由冬天与饥饿来完成了。拿破仑只剩下三年时间来把自己约束在更传统的规模内作战，而他的敌手则较好地保留了传统的战略，显示出更好的效果。 不能低估对手们的成就来暗示拿破仑的失败最终是由于他自己做法本身的弱点，而主要的不是敌手们的努力。拿破仑的做法使法国负担太重，他的报应或迟或早总要来到。旧派的、头脑冷静的指挥官如奥地利查理大公以及威灵顿公爵庆幸自己的成功，说明18世纪形成的战略与战术原则，再加上十分重视供应线以及战场上的严格纪律，仍具有持久的价值。同样清楚的是，一成不变地用18世纪的眼光来看待拿破仑战术，也将是灾难性的错误。没有一个国家能像普鲁士王国那样，能把18世纪战术的优越性发展到最高峰。 普鲁士在1792-1795年“第一次联合战争”中的短暂经验，以及对拿破仑1796-1801年间战争的观察，使普鲁士军队中的一批年轻军官认识到：战争学中存在着某些对抗性的东西；法国革命释放出一种民族的能量，不是什么瞬刻即逝的现象，而是一种根本性的转变，在政治与军事两方面改变了欧洲各国间的关系，为此，他们的祖国需要作出反应，不仅要从军事上进行改革，而且还要从政治上进行改革。1806年耶拿战役灾难性的失败，证明了格哈特·冯·沙恩霍斯特，赫尔曼·冯·博因，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等人的观点是卓越非凡的。其中的带头人沙恩霍斯特被任命为军事改组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系在耶拿战役结束后成立，以重振普鲁士军队。当时还不十分清楚不应去机城地摹仿法国军队的组织、技术，诸如师旅建制以及配置轻骑兵之类。由于普鲁士军队是由长期服役的募兵组成，素来受人轻视，靠皮鞭维持纪律，因此不可能进行认真的军事改革。军队必须由严肃、聪慧、可信的爱国者组成，他们视自己为国家卫士，社会上其他人也这么看待他们。正如格奈瑟瑙(Gneisenau)不动声色地指出的：首先，有必要的是“使人民有一个祖国，如果要让他们有效地保卫祖国的话。”难道霍亨佐伦王室所继承的国土就是祖国吗？还是应当是一个更宽广、更高贵的概念——德国呢？ 这些可是危险的思想——霍亨佐伦王室与哈布斯堡王室以及附属他们的贵族，可正是认为他们是在为反对法国压迫而战。用这一种火去反对另一种火，这样的前景可并不美妙。何况沙恩霍斯特及其同事们己发现他们面对着来自朝廷及军队本身的竭力反对。有些人绝望了，放弃了，像克劳塞维茨就去俄国军队供职去了。但1813年，拿破仑军队在俄国惨败之后，情况改变了。全德国爆发出爱国主义的热忱，包括各个阶层，许多旧的壁垒打破了。引进了征兵制度，并建立起全国性的预备役制度，凡是适龄而未征召入伍的男子，全部参加预备役，可由预备役士兵自行选举军官。军队以及预备役中投入战场的共计六十万人之多。最初调度不灵，但随后便成为一支勇猛顽强的武装力量，1813年击败拿破仑的莱比锡一役，1814年打进法国迫使拿破仑退位，1815年最终推翻拿破仑，诸次战役中都充分发挥了它们的作用。拿破仑的侵略战争在德国召唤出一个武力国家，但因这个国家尚未通过某个国家作媒介来表现自己的力量，因此嗣后出现一个大问题。 拿破仑在滑铁卢“求饶”，是普鲁士军队与英国军队联合的杰作。普军由布吕歇尔元帅指挥，英军由威灵顿公爵指挥，后者同前者一样，也是一个新生的军事人才。英国的岛国位置与海军力量，使她在18世纪可以只保持一支编制小到边缘的陆军，为维持住这么一支陆军，多疑的国会每年绷着面孔只肯拨给一点点经费。平时，军队主要用来保护海外财产，包括麻烦最多的爱尔兰。有了战事就再征募兵士，战事停止便予解散。用18世纪最杰出的法学家布莱克斯通(B1ackstone)的话来说．皇家正规军“被看作是国家害病长出来的暂时的赘瘤，而不是依据任何王国永久性法律组成的。” [ 作者注：William Blackstone, Commentary on the Laws of England, Book I.ch.13,(4th edn., London, 1777, Vol.I, P412). ] 在保卫领土方面，英国统治阶层首先看重皇家海军，其次是民兵——士绅阶级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拥护宪法的力量”。各种迹象说明，1688年皇室误认为可以利用现有的陆军来延长自己的权力，结果无疑是慢性死亡。只有发生革命才需要扩充陆军，1793年不足四万人，1801年也才扩大到不足十五万人，还是在有嫉妒心的国会一步一步细心监视下完成的。在此时期，皇家总司令约克公爵试图把军队建成可同欧洲dl军队并驾齐驱的军队，遭到辉格党人与激进党人的一致反对。—批先觉者企图建立一所皇家军事学院来教育军官，却被认为是专制主义的苗头。事实上，军队尽管在原则上效忠于皇室，但士绅阶级对它仍能有效地加以控制，其渠道一是用金钱向皇室购到任职令，一是维持一种组织制度，即确保一个人的财富（即使是中等程度）与社会认可的“自我挑选”，成为征募军官的决定性因素。 因此，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军队仍停留在18世纪水平，忠实地反映了社会阶级结构的稳定状态。军官大部分来自小贵族与士绅阶级，极少来自各种职业的、经商的中产阶级。其他级别的军士则用补贴从社会上勉强够格的人中募来。这两种属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在军中依靠“非由政府任命的”军官从中沟通。曾经有几位出色的军人，其中最有名的有约翰·摩尔(John Moore)爵士与拉尔夫·阿伯克龙比(Ralph Abercrombie)爵士，企图打破这种模型，引进法国式的、较灵活、较独立的制度，但掌权的阿瑟·韦尔斯利·威灵顿公爵是个刻板维持18世纪传统的人物，他把旧传统一直带进19世纪下半叶。威灵顿认为无需改变。他对18世纪的战争十分精通，实际上也没有多少仗要他去打，因此对他来说，无需乎考虑变动。据说当时一位法国将领曾说过，英国的步兵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而好就好在他们的数量是如此之少。精确地说，英国步兵之所以优秀，正因为他们是如此之少。如果英国把军队发展至dl规模，他们一定会采取比dl国家更严格得多的模式，而实际上这又是他们自己的社会结构所做不到的。 英国人无需建立一支dl规模的陆军，是因为从18世纪末以来，始终保持了皇家海军的优势，这支专业化的武装力量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比得上。18世纪，法国曾向英国的这一优势挑过战。在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中，英国皇家海军大胜，法国被排除出局，只能在北美与印度等殖民地做英国的对手。法国海军接受了犯错误的教训，二十年后，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又能够一连串击败英国，迫使英国在北美殖民地上放弃了镇压造反的试图。 但是，革命摧毁了法国海军强大所依赖的专业干部，革命的热忱也已证明在航海过程无益于提高效率。法国海军的指挥系统与供应系统脱了节。至于英国，则在深刻反省1778－1783年间的耻辱。国会对海军比对陆军大方，缔结和平后的最初两年内，即1784-1785年，在国家总支出五千万英镑中，用于重建海军的经费占到两千万英镑。海军部管理机构这个奥吉斯王牛厩 [ 作者注：相传奥吉斯王养有三千头牛，三十年未打扫，后为赫克里士用河水在一日之内冲刷干净。 ] 由一位新的审计员查尔斯·米德尔顿爵士打扫干净。海军上将查尔斯·道格拉斯爵士引进了炮火革新，就像格里博瓦曾在法国所做的那样，使舰上炮火机动灵活，又快又准，英国海军战士得以在近距离内接近敌舰摧毁敌舰，而无需拉开距离，排列阵形。 这种新的非凡体系给了海军司令官们大得多的主动性、机动性与控制力，使近距离战斗未出现混战局面。18世纪时，海上作战同陆上作战一样，也是把战舰僵硬、刻板地列成横队，直到美国独立战争才开始打破。如今，英国的海军上将们便可以无限灵活地运用战术与计谋，且有一个有远见的海军部鼓励他们这样作。罗德尼，豪，贾维斯，尤其是高出众人的纳尔逊(Nelson)，出色地把新的专业技术同迷惑敌人的战略战术结合起来，接连不断地摧毁了所有传统敌人——西班牙、荷兰与法国——的舰队，建立起称霸全球的海上统治地位，直至20世纪。 正是这一海上统治地位，尤其是经过1805年特拉法加之役 [ 译者注：Battle of Trafalgar, 特拉法加角在西班牙西南海岸。1805年10月21日，英国舰队在霍拉肖·纳尔逊指挥下，大败法国与西班牙联合舰队。此役使法国海军一蹶不振，无力再入侵英国。伦敦市中心有纪念性的特拉法加广场。 ] ，使英国对击败拿破仑作出了更大贡献，打破了拿破仑的dl封锁政策。此时的欧洲各国大都实行粮食自足的经济政策，英国同法国相互封锁，同后来在20世纪中发生世界大战一样，并不是要饿死对方，而是上述“商人战争”的继续，复归到重商主义的思想，企图用垄断贸易的手段，从财政上击败对手。1802年英法在亚眠缔结和约为何如此短命的原因之一，正是拿破仑在法国商界的充分支持下，决定复活科尔贝尔的重商主义，对英再次进行1786年英法“伊顿和约”签订后短暂停止了的贸易战(当时和约签订时，威廉·皮持[William Pitt]曾堂而皇之地引用了亚当·斯密关于自由贸易的原则)。法国摆脱了旧时代的关税壁垒，又因兼并了几个比利时的省份而获得了煤和铁，现已成为英国危险的竞争者。第一次与第二次“联合战争”，相互贸易封锁是一个主要的起因。法国像在1780-1783年间那样，通过“武装中立盟约”把欧洲北部的几个重商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对付英国。这一既定政策一直延续下来，1806年特拉法加战役之后，英国获得了海上的控制，奥斯特里茨与耶拿等陆地则由法国控制，拿破仑颁布了“柏林法令”，在所有法国控制的土地上禁止英国人来贸易（还包括英国控制的商品）。 英国人的反应是也搞封锁，但目的不是摧毁法国贸易而是去控制它。正如当时一位英国政治家所说的；“法国通过法令取消了所有同英国的贸易。英国回答说，法国除了同英国不得同别国贸易。” [ 作者注：E. F. Heckscher, The Continental System, London, 1922, P.120. ] 中立国的船只只有经英国批准，履行英国的条件，才被允许同法帝国进行贸易，这一限制性规定很快引起摩擦，最终于1812年同美国开了战。由于欧洲市场不但渴求英国的商品如服装、金属，而且需要各殖民地的商品：棉花、染料、白糖、咖啡，这些现都由英国垄断，英国封锁dl几乎可以使dl的困难达到无法忍受的地步而不得不求助于走私，走私规模如此庞大，以致法国政府不仅不得不予以默许而且自己也参加了进去。 其结果，欧洲人民对法国革命的影响带来的政治上的好处渐渐淡忘，而对这种不适宜的统制经济所产生的zx与压迫却感受极深。拿破仑为了这种自我制约的封锁，不得不更加加强控制。1808年，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都被迫采用他的“dl制度”，这样，反倒造成地中海区域对英国的普遍支持。1809年，荷兰与德国北部参加进来，1810年又有瑞典加入。拿破仑绞着两手抱怨说，如果不是英国，他就可以遣散军队，过和平生活了。到1812年，如果说全欧洲dl，包括法国，到处都酝酿着不满情绪，那么，这主要归功于英国皇家海军耐心的、表面不张扬的封锁的结果，早期的一系列胜利使皇家海军已完全可以做到这点。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五年前自蒂尔西特协议(Tilsit)奉行“dl制度”，到了这一年也认为他同英国的木材、谷物交易受到干预是不可容忍的，便挑战性地恢复了同英国的贸易关系。拿破仑认为已无选择余地，只有用武力使俄国服从。 但是，还必须看到另外的一面。英国的经济也不能毫无损伤。战争己不再是一百年前那样是贸易与获利的同义词。英国商人把法国殖民地贸易夺到手固然不坏，但目前更重要的问题是布匹与金属制品的厂家无法轻易地把货物私运进一个市场限制很严的欧洲dl。1808年，拿破仑入侵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王国与葡萄牙王国便对英国开放了贸易市场，才使货品积压的危机稍得缓解。向南美洲的出口额从1805年的八百万英镑增加到1809年的近两千万英镑！这一贸易模式一直沿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但这是一桩祸福参半的买卖。这种狂热的投机活动导致1810年的市场崩溃。与此同时，由于对英国封锁dl进行报复，开始扼制英国商品，英国对欧洲的出口额也从1810年的七百七十万英镑降为1811年的一百五十万英镑。英国的仓库内积压着大量卖不出去的商品，工人闲置起来，开始发生zx与捣毁机器事件；更加雪上加霜的是，粮食歉收使英国的面包价格飞涨。英国军队被召来担负此后四十年一直担负的比任何国外战争走得更远的任务：压制英国人民的不满。 所以说，在革命的拿破仑时代的辉煌军事事件的背后，存在着两种对立的经济制度的斗争，对发动战争起着决定性作用，越往后，其作用越显著。战争成为全面的了，不单是军队的冲突，而且是全体民众的冲突。这种倾向由于技术的发展而更加强化，在维也纳会议闭幕后数年内，欧洲dl开始了这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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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国家间的战争 1814年后，鉴于二十年来的革命与入侵几乎要把欧洲各国的统治阶级赶下台来，因此他们颇不轻松地重新坐稳马鞍，确认拿破仑的经验不值得重现，欧洲还是应该恢复并维持18世纪时的政治平衡、社会稳定的局面。重建这样的平衡，被认为比开发由法国革命引起的处于欧洲社会表面下的政治与军事潜力更重要得多。拿破仑的强大军事力量系依赖整个社会的革命化转变，而主张复旧的其他各国君主是不愿付出这种代价的。拿破仑战争于试图推翻欧洲现有的国家制度也许具有威力，但不管对此如何评价，欧洲的政治家们并不想保留这种威力。 因此，在半个世纪内，欧洲各国的军队已恢复到18世纪的模式：军官由贵族担任，士兵均长期服役，军队与社会其他群体相隔离。为抵抗拿破仑挑战曾对本国军事结构稍作调整的国家——英国、俄国、哈布斯堡帝国(Habsburg Empire)，都毫无障碍地回到了传统方式。普鲁士由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与其同事引进并由“1814年军队法”建立起来的征兵制(三年服现役，两年预备役，从有钱人中选举预备役军官)尚未全部废除，但改革者已湮没不显或已退休，预备役制逐渐衰变为乡村俱乐部，征兵制也尽量少用或尽可能偶一为之；贵族阶级已在军官团内重新确立了统治地位。但法国完全回到“旧时代”已不可能。拿破仑从前的军事助手古维翁·圣西尔(Gouvion St. Cyr)于1818年，苏尔特(Soult)于1832年，已把法国军队的体制建在拿破仑军队的框架上。法国的军事法规保留了征兵制的原则，但实际上只运用于买不起免税权的贫困阶级。这一征兵制度又维持了七年，以便刷新一支完全不同于革命时期“全民皆兵”模式的长期服役的专业化军队。军官不再一律由贵族担任而改用有专业的人才，下级军官大都从列兵中提拔，他们同民间保持一定联系，他们从本世纪上半叶法国政治动荡中认识到，最明智的做法是不提问题，无条件地服从上级。法国军队同英国、普鲁士、奥地利与俄国的军队一样，也是保卫国内社会与政治秩序的可靠工具；所有这些国家的军队在四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忙于镇压国内的zx与革命，而不是相互打仗或准备打仗。 然而，拿破仑的经验也不容忽视。存在军队的正式理由是保卫国家，因此自然就要发动战争，必要时还要大打。拿破仑战争时期及以后，欧洲所有强国都建立了或重组了军事学校，以教育指挥官，训练参谋人员，如英国的皇家军事学院(1802年)，法国在圣西尔的军事学院(1808年)，普鲁士设在柏林的军事学院(1810年)，俄国的帝国军事学院(1832年)，教程中都包括了近期战役的教训。法国革命前已存在的军事题材文学，发展成为一股潮流，有不可阻挡之势。战事进行期间及战事结束后，每一个国家、每一种等级的军人，都急于把他们的体验记录下来，并发表种种武断的评论。最受尊重的战略，是那些强调老式战争同新式战争有连续性的战略观点，他们把拿破仑的才能同腓特烈大帝的才能相提并论，认为这两位伟大的战略家赖以获胜的基本原则可望在未来战争中也有效。在这些人的著作中，——包括普鲁士将领冯·威利森(Willison)的《大多数战争的理论》(1840年)，英国爱德华·布鲁斯·哈姆利(E．B. Hamley)的《战争行动》(1866年)，以及最出名的瑞士安东尼·德·约米尼(A. de Jomini)的《战争艺术的价值》(1838年)，都把拿破仑指挥战争的艺术看成同18世纪的战争艺术一样，认为只是个简单的谋略问题，即在保卫本身安全的同时如何威胁敌人的两翼，如何保证交通联络畅通，保证在决战时刻有优势兵力等等。当时最伟大的军事著作——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论战争》(1832年)也是一本探索基本战略原则的书，他关注最多的是分析与解释革命战争与老式战争的区别，而不是强调它们的相似之处。他认为战争的道义与政治因素，同军事素质同样重要，法国革命使这些因素起了变化，显而易见地改变了战争的本质，与老式战争迥然不同。由国家全力以赴并追求彻底胜利的战争，所采取的形式总是不同于那些军力有限、目标有限的战争。欧洲在革命年代假如不曾真正经历过前一类战争——“绝对的战争”，那么，或许还以为这类战争只不过是一个柏拉图式的概念、一种抽象的计算标准。克劳塞维茨总结道：断言这类冲突决不会再现未免过于草率。“如果事实上只是忽视什么事情可能发生，从而筑起一道栅栏，那么，这道栅栏倒坍之后再要重筑可就难了；相互敌对，至少是重大利益相冲突，将以和我们今天相同的方式去表现它自己。” [ 作者注：I. Carl von Clausewitz,Von Kreige, book VIII, Chapter3. ] 确切不过的是，爱国热忱的爆发，对自己的危险性同对敌人的危险性同样大。王政复辟时期的政治家们不希望在活着的时候再见到这样的热忱，为此作了三十年的努力来竭力防止。但是，他们在欧洲维持和平与秩序的成功同时使工业与技术的发展成为可能，却又最终使得战争如果再起的话，其规模将使拿破仑战争相形见绌。 拿破仑战争结束的1815年至克里米亚(Crimea)战争间的四十年中，陆地与海上运输都使用了蒸气引擎。对海上战争的影响将在下章内讨论。陆上，火车的发明及其在战争中的运用，取代了有时需长达数周的长途徒步行军(即使指挥英明也会在途中损失十分之一的人)。英国1830年有一团军队由曼彻斯特开拔到利物浦(相距三十四英里)，只用了两个小时而不再是从前的两三天。与此同时，莱茵兰的德国人开始领悟到，法国复兴后，他们可以迅速集中大量军队，重演拿破仑式的入侵，这是无法预测的。最初，英国与法国对铁路感兴趣是因为可以迅速调动军队去镇压大城市中的zx；而对普鲁士来说，铁路将给他们带来省钱的军事力量，他们四散在欧洲的领土如今可以用铁路网与新的运输制度有效地连结起来了。 头一个显示出铁路作用的战争是法国同奥地利帝国1859年在意大利北部的战争。当时法国约有十二万人，只用了十一天便到达战场，而从前越过这一距离需要两个月。但是这次战役也暴露出铁路运输的问题。士兵与马匹可以迅速运转了，但后勤又是另一回事。法国军队发现他们没有弹药，没有药品、饲料、架桥材料或攻城设备，他们之所以能打得不错只因为奥地利军队的状况也不比他们强。普鲁士总参谋部饶有兴趣地研究这两个最大假想敌的战略，抓住这一教训，设立一个专管铁路运输的部门，但在1866年自己同奥地利的战争中仍犯了错误，经过改进，在1870年的法国—普鲁士战争中却获得不曾预料到的效果。在这期间，美国南北战争提供了更加辉煌的例子说明铁路运输对战略家提出的新问题与各种可能性。 的确，快速运转是铁路向军事提供的一个有利条件。同样重要的是，它给了战地军队长驻的力量。不再需要为一场战役预先在战场附近设立供应军需的仓库；如今，全国的经济实力可以转为军用，持续不断地提供军需。其次，军队到达战场时，精力充沛，体态良好；军队中大部分人能否既从平民生活中保持体力，又经艰苦的行军跋涉后还能勇猛地投入战斗，不是一项不重要的考虑。第三，军队可以保持良好条件：伤病员可方便转送到基地医院，并补充上新的力量；如果战役延长，军队可以调换。了解战况不再是一件遥远的事情：从前民众只能从简短的政府声明或士兵的事后叙述中了解情况；而电报的发明，使战区与基地间的联系密切多了，这种快速联络不仅使首都的政治领导人同战地指挥官们便于联系，而且在报纸的地位确立并更加雄心勃勃后，编辑与战地记者的联系也大为方便了。英国民众可以随时了解克里米亚战事(1854-1855年)的细节，其结果，使他们对这场战争比对前次威灵顿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战事更加关心；尽管克里米亚离英国很远，他们所知道的军事行动情况只比上一场战争略少一点。 19世纪上半叶发生的通讯革命，把欧洲人民(已变得更有文化，城市化，并有政治觉悟)带入同军队活动更加接近、更多参与的新局面，尽管政府仍企图把军队隔离开，不使他们同民众接近，因为政府认为这种接近更像会瓦解军队而不是鼓励军队。但是，军队同他们所出身的社会的关系进一步密切之后，同时也就产生一个纯粹军事的需要，即为支持军队不得不更深地榨取社会的资源。 18世纪时，普遍认为军队投入战场的规模是受到严格限制的——由于供应跟不上。18世纪的战争很少超过八万人的。正如我们已见到的，这样的限制在法国革命时期被超越过去，因此补充给养便必须依靠有组织的或无组织的抢掠，拿破仑率领六十万大军1812年进入俄罗斯遭遇的灾难说明即使如此冷酷无情的轻举妄动，也有它的极限。随着铁路的发明，这类限制消失了。一旦调动军队的复杂性由铁路解决之后(如19世纪60年代普鲁士总参谋部的例子)，管理军队的限制，剩下来只有：征召适龄的兵员人数，征兵对象的政治与经济条件，以及管理火车、装备与动员的能力。1870年，“北部德意志同盟”与法国开战，投入的兵力是拿破仑入侵俄罗斯时的两倍：一百二十万人。1914年，德国军队倍增至三百四十万人；其邻国的军队也大大增加了。19世纪末，欧洲dl列强保卫自身的安全看来主要(不说是全部的话)依赖能投入战场的武装力量的规模。 这一假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1866年与1870年的德国统一战争的经验。当时，普鲁士只用了数周时间就摧毁了奥地利帝国的军队，第二次是摧毁了法国的军队。而后一次还以拿破仑方式占领了敌国首都，并对一个彻底孤立的仇敌任意开列了苛刻的媾和条件。正如克劳塞维茨预言的那样，“绝对的战争”再次出现，而这次是由克劳塞维茨的门徒、普鲁士总参谋长老赫尔姆斯·冯·莫尔特克(H.von Moltke) 带回到欧洲来的。 普鲁士军队效能的基础是强制征兵制，虽然自1814年实行以来已渐式微，但从未完全放弃过。自从开始是摄政王后来成为国王的威廉一世于1858年加冕以来，这项制度便复活了。这位君王把复兴普鲁士军事力量作为他毕生的主要目标，为此不惜同国会迎头相撞。他的军事部长阿尔布雷希特·冯·罗恩(A. von Roon)重新规定：士兵服现役三年、后备役四年；此后，经过训练的士兵进入边防军，丧失独立的社会地位，受正规军的管辖。这一系统由分布在各地的军团掌握，军团指挥官负责征集现役军人与后备役军人，以及边防军，并负责训练、装备；最重要的是，还要对军队的速度、效能与作战动员负责。在动员正规军的同时，经过充分训练的后备役官兵也在被动员之列，经过细心设计的铁路系统派往总参谋部计划好的战区前线。 总参谋部也许是19世纪最伟大的军事创造。沙恩霍斯特创立的普鲁士总参谋部由莫尔特克(1857年任总参谋长)加以彻底改组。长期以来，为解决供应问题以及巨大兵力的配置问题，确有必要使总参谋部的责任膨胀，并把经过训练的参谋人员(即使还没有完全成为专家)分布到各支军队中去。发展铁路带来的军队规模的扩大，无论平时准备或战时的指挥与控制，都大大增加了难度。在法国、奥地利与英国的军队里，参谋官员人数还略多于军事官员，但因声望不高，通常受到团部同事们的排挤与轻视。莫尔特克反其道而行之，把参谋人员变为精英层，从最出色的团级军官中挑选，由他亲自训练，并让他们轮换担任参谋职务与指挥职务，以加重他们的责任心。在普鲁士军队以及日耳曼帝国(1871年诞生）的军队里，参谋官员不仅仅是“办公室主任”，而且是专业顾问，军事指挥官常常要听从他们的指导。1870年对普鲁士来说，既是政府工作方法获得胜利又是武装力量获得胜利的一年：政府设立了一个全新的社会效益标准。拿破仑时代的浪漫英雄主义在第二帝国的军队中复活了，在一些小殖民地打了几仗获得小胜。但大多数法国将领指出：英雄主义已经覆没，胜利应归功于现在的体制已使战争成为一种科学的计算、统筹规划与专业上的专门知识。1871年后，普鲁士的体制——征兵制，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网，动员艺术，最重要的是总参谋部——已为欧洲dl各国所仿效。三十年后．在南非与古巴的灾难性教训之后，英国与美国也因各自的需要采用了普鲁士模式。 同管理方面的革命同时出现的是技术上的革命。我们已见到，15世纪与19世纪之间，在欧洲社会稳定的经济结构中多么缓慢地改进着武器系统；渐进的、小步小步的改良，使大炮运转较灵活些、命中率稍高些；以及如何把火绳枪变成燧火枪，长枪变成刺刀，而火枪的射程提高不多；运输方面也没有超越靠人力或马力拖拉的限制。但是，1815到1914年间，正如交通通讯革命导致战略的转变一样，武器技术的革命改变了战术。 1870年，火器有一次变化。首先是有了来福枪——枪管里有了螺旋形的来福线，既增长了射程又提高了准确性大约五倍之多。从16世纪以来，来福线原理曾用于运动zx；18世纪以来，曾用于轻步兵火枪。但从枪口上枪弹，发射率很低；它们通常被看作是精确的武器但显太纤细，而对步兵排来说，炮火的密集比射程与准确性更重要。19世纪40年代，发明出有来福线的滑膛枪，子弹可以落进枪管里，发射时自动入槽，发射频率与旧式滑膛枪相近，但射程与准确性均有超出。同时，火燧枪的发射机制也由更可靠得多的击火帽所代替。有了这些武器，19世纪50年代，法国、英国、俄国与奥地利的军队先是在克里米亚大打，后来又在意大利大打。 普鲁士没有参加这些战斗；直到1866年，同奥地利打了一仗，近二十年才给步兵装备的德雷西“针枪”的效果始得以测定。这是头一次有来福线的后膛枪——使用笨重，射程还不如前装枪，由于枪尾散出大量烟，使发射人很不好受。但是，前装枪发射一颗子弹的时间，后膛枪可发三颗，而且，很有利的是可以卧在地上发射。这在战争历史上是头一次：步兵可以在数百码射程内无需使自己当作靶子就可以杀死敌人——普鲁士军队1866年充分利用了这一优越性，嗣后欧洲其他各国也迅速改善了本国的后膛枪。 大炮也有了同样的发展。到l860年，所有的欧洲军队都配置了各种类型的由前面装炮弹、炮管有来福线的大炮，射程在一千至三千码之间。这方面，普鲁士比奥地利、法国都落后了。1866年，各种大炮的不同表现引起一场迅速兴起的战术革命，普鲁士采用了弗雷德里希·克虏伯(F.Krupp)发明的新式后膛钢炮。这种大炮主宰了1870年的各个战场。普鲁士的将领们用优秀的法国来福枪在德国军队身上试过几次以后，便把本国的军队安置在射程之外，然后用本国的枪炮痛击法国军队，直至法军投降。 因此，到1870年，一支进攻的军队想靠近敌军已很不容易。普鲁士的步兵袭击法军阵地，法国的轻骑兵进攻普鲁士的阵地，都是伤亡惨重。最后普鲁士之所以取胜，部分原因归功于他们的大炮，部分原因是由于兵力上的优势允许他们采用侧翼包抄的战术。1870年后，靠近敌人的难度更大了。19世纪80年代发明了强力爆炸物——立德炸药 [ 作者注：苦味酸组成的烈性炸药。 ] 、无烟线状火药、麦宁炸药 [ 作者注：也是苦味酸组成的另一种烈性炸药。 ] ，这些炸药与黑色火药(有烟火药)不同，是瞬间充分燃烧的，因此没有烟散出来妨碍发射者，只在枪管里有一点沉积，放慢了发射频率。但射程之远是当时所有武器都不能及的。步兵所用来福枪的有效射程如今可达一千码。枪管口径可以缩小了，使枪的重量减轻，命中率提高，并有了可能使步兵携带更多的弹药。子弹盒与金属弹的采用，使装弹更容易更快捷。所有这些武器的改进，同本世纪末装有子弹带、用水冷却枪管、一分钟能射出数百发子弹的机关枪的发明相比，都相形见绌了。用这样的武器进行攻击，阵地如何守得住？ 19世纪末的—些战术家们全都同意，攻击成功只能靠发明一种更密集的炮火。当时出现的大炮的某些新发明使这一希望成为可能。射程的增长意味着战场上的大炮无需像1870年时那样只能在无障碍地用肉眼看得到的条件下打个几千码；现在，已能间隔五英里，从隐蔽处所发射，无后座力，开炮后无需再次校正方向，发射频率与准确性均有提高。重型大炮的射程达二十英里以上——某些例外的“怪物”能射五十或六十英里——并能轰坍所有现存的堡垒。1870年所预示的，在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证实——大炮将成为中心，可能成为战场上起决定作用的武器。到1918年，靠大炮来夺取滩头阵地，由步兵去守住滩头阵地，便成了惯例；而滩头阵地的重要性主要在于为炮兵观测提供了便利。 最后，最古老、最受尊敬的轻骑兵怎样了呢？它在袭击、侦察方面的重要性毫无疑问还保持着，——在新近扩大了的战场上，重要性比前更甚。在运输弹药方面也有其重要性。作为“马上的步兵”的价值，从前作为“龙”的价值，仍在南非洲的空旷地区明显地显示出来，这还未提到美国南北战争的战场。但是，轻骑兵不愿接受任何暗示，说他们未来的作用只限于辅助性的，而不再是在战场上起到威风凛凛的决定性的冲击作用，以此视作他们“存在的理由”。他们希望，鉴于大炮火力的提高，可使步兵的火力不致过分突出。如果改良了马匹的品种，已大大扩大的军种间的差距也许可以部分弥补。为此，1914年可以见到欧洲所有的国家都在全力以赴地改进骑兵，配备马刀、长剑，加强马匹的训练，发挥骑兵在突围、突破方面的作用。东部欧洲未筑连续防线的广袤地区，骑兵仍发挥着有效作用，一直延续到20世纪。在西部欧洲，只需数星期就能弄明白，——除了本国某些指挥官外——重骑兵已经是代价昂贵的老古董。即使是侦察方面的作用，不久也被摩托车与装甲车所代替了。 军事思想家们并未低估新武器带来的问题。1870年的经验教训在1877-1878年的俄罗斯——土耳其战争，1899-1901年的英国——波尔战争(南非)，1904-1905年的日本——俄罗斯战争所强化了。越来越清楚地说明，步兵完全可以钻进防御良好的阵地，用现代化的武器杀伤来犯之敌。一位独立观察家：波兰银行家伊凡·布洛克(I．Bloch)在仔细分析了各种武器的性能后，在他的著作《未来的战争》(1898年)中说：鉴于从统计上来看今后的进攻战已不可能成功，战争不再成为政策的有力工具。可以理解，军事领导人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他们并不否认，任何军队发动一场敌人阵地早有防备的进攻，必须准备有沉重的伤亡；像1870年德国军队所实施的侧翼包围的战术，必须要有大量军队才行。无论何种情况，只有人力资源丰富的军队才能占据决定性的优势。无怪乎1871年至1914年间，各国的总参谋部竞相要求扩充军队。 最迫不及待的是柏林的军事计划制定者。德国总参谋部须策划好在两个战场上打仗的战争：既打法国，又打俄国。一年一年过去，在俄罗斯帝国1890年后建立了铁路系统，俄国军队可以征到更多的兵员后，情势越来越严重了。俾斯麦(Bismarck)的政策是同俄国与奥匈帝国通好，以孤立法国；他的继承人则放弃了这一政策，法国遂于1891年同俄国重新修好；德国总参谋部认为战争只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了。德国人要考虑的是首先把兵力集中在哪个前线？要争取一场色当模式的全面胜利，看来唯一的可能是突破狭隘的西欧地区；但是，法国前线如今碉堡林立，突破此处绝无可能。德国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A. von Schlieffen)伯爵提出一个著名方案：大迂回穿过比利时侧翼包围，抄法国的后路，打一场“轻轻松松一上午的战斗”就可摧毁法军，这样就可以使德军转向东去对付规模庞大但行动缓慢的俄军。施里芬于1905年退休，将这一想法留给了继承者，继承人越研究越觉得这一方案难以执行。后勤问题无法解决。最根本的困难是难以找到合适的人力，必须要在1912年通过一项新的军事立法来增加德国军队的规模。 法国很自然要作出反应，也延长了服役时间。但法国总参谋部不像德国总参谋部那样关心现代战争中的防御力量。首先，他们武断地认为1870年的失败主要是由于法国将领固守阵地处于被动，而没有实施拿破仑式的争取主动，在敌军面前大胆行动。其次，正如我们已知道的，早在18世纪，法国军队的传统一直是急于进攻，不愿固守阵地以耗竭敌人。法国将领们(其中最突出的是斐迪南·福歇[F.Foch])记住了拿破仑的格言，说战斗时必须以三倍的兵力去进攻对方，他们相信，即使对方防御力量强大，只要有英勇果敢的领导，组织好优势兵力，进攻必定可以取胜。为此他们在1914年计划以争取主动进攻(当然估计到流血牺牲)的办法来挫败德国，意志坚强的指挥官是不会退缩的。 1914年以前很长一个时期内，欧洲各国都已知道，军事效率并不决定于一些小股专业兵力的效率，而在于人力同合乎战略的铁路网的恰当组合。在这两方面都占优势的任何国家，即使其他方面都同别国一样，准能在一夜之间改变欧洲的政治地图。因此，人力的有效运用与人们的福利，便成为国家所关心的大事，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人口出生率本身就是军事力量的指标。法国见到1870年后本国出生率下降而宿敌德国的出生率却在直线上升，深感不安。兵员的健康状况也很重要：联合王国在对俄战争前，在征召入伍的兵员中发现体格不合格者占有惊人比例，从而不得不改善其社会政策。还有基本的教育水准。现代化的军队现己成为复杂的组织，要求即使是等级最低的士兵也要有文化，会计算。玩世不恭的人也许会说，军士们有文化比军官们有文化更重要。而一般的说法则是：普鲁士的教师们赢得了普法战争。这一说法同公众对威灵顿的说法大同小异，说滑铁卢一役的取胜，是在伊顿公学 [ 作者注：伦敦著名的贵族子弟学校 ] 的操场上就决定了的。 不是说，贵族阶级的传统品质——勇敢、主动、独立、有领导能力——在战场上不那么需要了；高级军官笼统说说意图，交给低级军官去办就可以了。战争需要大量优秀军官。单凭贵族头衔是得不到优秀品质的，尽管本世纪下半叶土地价格暴跌，使有地阶级以新的兴趣把军事职业看作是拯救经济的源泉。即使贵族阶级还可以继续贡献出他们传统的有超凡魅力的领导才能，对职业士兵也要求有更好的品质：懂得技术，其中有些人还须有一流的管理能力。正规军军官中开始出现一种新的专业精神：继续作为英勇的领导人，还要求成为经理人、工程师。 军官类型的转变，在法国实现起来并无多大困难，因为革命后，军官团中的大多数已是中产阶级。哈布斯堡帝国的贵族阶级总是随机应变的、折衷主义的。俄国的贵族想在军队里找差使是决无问题的；但俄国军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过干部训练学校训练的中产阶级与中间偏下阶级的子弟所领导的。德国就远不是那么好改了。德国军官团同王室有特别亲密的互惠关系：军官向最高统帅宣誓效忠，同时期望王家承认他们的特权作为回报。到了本世纪中叶的多事之秋，普鲁士军官团认识到自己不仅在为皇家抵御外敌，而且还在为皇家镇压国内的分裂势力。尽管他们承认总参谋部逼迫他们扩军是军事上的必需，然而，军队领导人怀着理解的心情也已看出这种趋势：有自由思想背景的中产阶级暴发户大有来取代他们之势，各级军士们则都将是那些受到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年轻人。 他们无需担心。19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的中产阶级极端分子带着文化方面的与政治方面的“起义时代发酵粉”，在1848年当然是革命的，进入50年代后也仍然处于爱找麻烦的位置。俾斯麦则力促普鲁士王室宣扬爱国(爱德国)主义，用这个办法来拔掉那些极端分子的“刺”，到了1871年，这些人便高喊起“皇帝万岁”来，喊得比任何人更响亮。此后，德国资产阶级便支持武装力量，同他们关系融洽，因自己能从预备役军官委员会脱身而高兴。但是，资产阶级同军队一样，对工业无产阶级中逐渐增长的社会主义意识感到害怕，尤其是军事当局更感忧虑。鲁尔、莱茵兰等地的新兴工业大城市中的工人素无对封建领主效忠的传统，这种状况同勃兰登堡与普鲁士的情况大不一样，那里大部分土地仍归地主贵族所有。而恰恰是工业城市的人口增长最快，征召入伍的兵士也最多，这些人的可靠程度如何？先不说打法国人，就说让他们去压制德国上层阶级日益畏惧的革命，以“保卫社会秩序”，他们能对自己的兄弟下手吗？ 普鲁士军官团所惧怕的，正是卡尔·马克思与弗雷德里希·恩格斯所希望的。从军事来说，他们两人都是热诚的学生与精明的评论家，尤其是恩格斯的著作使他成为19世纪最出色的军事评论家，他们两人都显示出对军事技术有详尽的研究，并对军事发展与社会变革的重要关系有深刻的了解。他们对“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不感兴趣，这一概念是英国与法国的自由主义分子从启蒙运动 [ 作者注：Enlightenment, “启蒙运动”一词，系指18世纪欧洲思潮的主流。17世纪在自然科学与哲学人文科学方面都有重大发展，在此基础上，进入18世纪后，更多的人们相信了自然规律与宇宙法则，思维更为理智。 ] 继承下来，但在英国根子更深，可追溯到那些不奉国教的教派的主张，经过理查德·科布登与约翰·布赖特等有识之士发扬阐述，获得较大的政治影响。马克思与恩格斯也不赞同19世纪30年代浪漫革命派的观点，那些人相信由社会精英发动的起义便可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军事力量始终是变革人类活动的工具，今后也将如此，但是这种变革必须符合某些客观规律。革命需要等待时机。职业士兵(迄今为止仍是旧社会统治者手中用来镇压人民的可靠工具)被经过训练、掌握了军事技术的人民群众所替代之日，便是可期盼的革命诞生之时。 马克思与恩格斯所希望、普鲁士军官团所害伯的事情没有出现——至少直到1917年俄国革命，当时俄罗斯的社会确实处于再也无法容忍的紧张状态。德国军队并未被搅乱，相反，所有的军队，德国的或其他各国的，都被证明是军国主义化的有效工具。 “军国主义”一词就像“法西斯主义”一样，已被如此普遍地滥用，学者在使用此词时必须小心。我们在此使用此词只是指军事结构的重要性已占着全社会最重要的位置，这种社会强调等级制度、强调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强调个人行为中体力上的勇气与自我牺牲，强调在极端艰苦环境下的英雄式领导；所有这些归结为一种观念，认为国家体制内不可避免地出现武力冲突，为此必须培育出具备必要品质的人来引导这一冲突。到19世纪末，欧洲社会的军国主义化已达到很显著的地步。战争已不再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事情，或者是一小群职业军人的事情，而是全体人民的事情了。武装力量不再被看作是皇室的禁卫军，而是国家的保卫者了。王朝统治者靠尽可能多穿制服出现在众人面前来强调自己领导国家的作用；用军队游行、军队乐队、军事典礼来强调国家形象，使各阶层的民众也能普遍认同。 军国主义化的国家主义不单纯属于资产阶级所有。马克思写到“工人无祖国”时，他也许真实地反映了早期工业革命时的情况，这些工人生根于社会秩序稳定的农村，在城市中度过了艰苦的童年，至今仍同这些城市格格不入，同剥削他们的社会格格不入。但是，五十年后，随着国家教育的实施，力量强大的工会的地位合法化，以及最重要的是那些廉价的、耸人听闻的报刊的出现，局面变了。到了20世纪初，工人阶级对于国家主义的反响已经等同于对社会主义的反响，能把这两种思潮搅到一起的人便成为其中最成功的政治领导人。工人阶级冲破各国边境联合起来的呼吁，在1914年吹起的喇叭声中随风散开了。 某些历史学家认为，20世纪早期出现的那种过激的军国主义的爱国主义，乃反动统治阶级成功地向群众灌输的结果，其目的在于使群众放弃支持革命，吸引群众支持现存的社会制度。实际上，统治阶级中那些最反动的人，是最不相信国家主义的。黑格尔与马志尼 [ 作者注：朱塞佩·马志尼(J. Mazzini, 1805-1872)，意大利爱国者、革命者。 ] 的观点具有重要意义并有其吸引力，他们认为，zx同国家主义是互相促进的。参预国家事务的意识越强，国家越能真正体现它所建立的这些具有重大价值的不平凡的制度，人民保卫国家、服务于国家的积极性也就越高。国家成为民众效忠的焦点之后，宗教势力才能被遏制。国家为那些已经超过爱幻想的年龄、尚未事业有成的人们准备好了人生的目的、多彩的生活、激动的时刻与庄严的地位。但是，国家只有同别的国家相比，才能量出它的价值与力量。无论国家的目的有多么和平，国家的理念有多么高大，它想避免(世纪之交，越来越多的思想家都在试图避免)一个结论是越来越困难了，这个结论就是：国家的最高使命是战争。 这样来解释1914年最令人夺目的现象，似乎就可以讲得通了。这一年，激动的人群拥塞在欧洲各大城市的大街上，英国的志愿入伍者堆在征兵处想在紧张局面结束前进入法国；法国的圣西尔军校毕业生穿着过时的制服，戴着白手套，军帽上插着大毛球，步伐整齐地进入战斗；德国的预备役军人，夏天还是大学生，现在手挽手，唱着歌，去迎接英国人在朗吉玛克的机枪手们送给他们的死亡，这种几乎像是狂喜的气氛，显然是受到当时文学作品的感染。1914年，就像1789年，虽然看来可说是一种体制的大崩溃，也许是一种文明的大崩溃，但从其他方面来说，则是一个蜕变与更新的时刻。在1789年这个无限空间里，郁结的能量释放出来了。受到军事专业训练的广大民众怀着充分无比的良好愿望向前挺进。他们踩烂了靴跟去争取实现施里芬的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他们毫无怨言地把生命贡献出来，去履行乔弗里的进攻战略。他们还在继续不断地前进。支撑欧洲各支大军的热诚在1914年爆发，但在两年后开始低落下来。但是也有例外，至少英国与德国两国，这种热诚只是被纳入了顽强不屈与耐心硬撑的格局。 这种热诚是广泛传播的，不仅军队，而且包括军人之所由产生的各个社会阶层；报纸刊物既反映了又助长了这种热诚。如果把这简单地归咎于统治阶级的宣传、操纵，那是机械的曲解。英国与法国的传统政治家阿斯奎思 [ 作者注：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思伯爵(Asquish,1852-1928)，英国著名政治家，1908年任首相。他的第二任妻子马戈特·阿斯奎思伯爵夫人(1864-1945)也是一位著名人士，以聪敏闻名于伦敦，曾写过自传体的小说。 ] 们与维维安 [ 作者注：雷内·维维安(Vivian，1863-1925)，法国政治家，1914年6月当选为内阁总理。 ] 们在战争初期掌握大权的，被级别较低的人物如劳合乔治 [ 作者注：戴维·劳合－乔治伯爵(Lloyd George, 1863-1945)，英国首相。 ] 们与克莱蒙梭 [ 作者注：乔治·克莱蒙梭(G. Clemenceau, 1841-1929)，两度任法国总理，人称“老虎总理”。 ] 们不客气地挤到了一边，后者较能对我们所谓的“极右翼”作出反应。甚至在德国，平民首相贝特曼-霍尔维希(Bethmann-Hollweg)于1917年在统帅部策划下被迫下台，继承他的亨登堡(Hindenberg)与鲁登道夫(Ludendorff)的军事zx受到一个强力组织“祖国前线”的支持，这个组织代表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也许最大的支持来自中下层阶级。 所有这些使得只有很少一些有远见的先知者预见到将来必定会出现全社会总动员以投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某些思想家曾以为20世纪的战争将是速战速决的，因为他们不相信大规模战争还能是不速战速决的。所有适龄男子都穿上了军服，还有谁来耕地？谁来工厂做工？算算战争的巨大费用，整个财政机器还能不垮台？——战争国际化，国际贸易中断，财政还能不垮？所以，战争一定会在圣诞节前结束，谁也不去想，要是结束不了怎么办？ 到圣诞节硬是没有停战。西线并未转入僵持局面，东线也没有决定性的战果。18世纪的政治家们只向各自的君侯负责，如果现在还是他们当政，在打了一场像1914年那样既无明显胜负又耗资巨大的战事之后，到1915年也许会跑到一起来拟订一个大家都满意的和平协定。可是，1914年启端的战争，具有公众热诚、公众期望、公众义愤的威力，是无法像1792年那样轻易驾驭的。欧洲各国人民全部武装起来，并已承受了可怕的牺牲，是不会只作出一点小调整以保持权力平衡就罢休的。俄国人，通过他们新建立的代表性机构，不仅要求保证东南欧的斯拉夫人置于俄罗斯的保护下(这样就会使哈布斯堡帝国四分五裂)，而且要求获得俄国外交政策历史悠久的老目标——君士坦丁堡。德国人，除了少数无畏的社会主义者外，要求获得领土足够抵御敌人方面的任何一种联盟，永保本国的安全。英国人，用阿斯奎思先生的话来说，在彻底摧毁“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威胁以前，誓不把剑插回鞘内，直到德国人最终彻底失败，以致其政治制度可由协约国来任意摆布。 所以，战争必须打下去。1915年好战分子再次企图在战场上作出分晓——德国人在东线实行深入穿插并侧翼包围的战术；法国人在西线连续不断地正面进攻；英国人试图用两栖包围的战术进攻达达尼尔海峡，以显示它的海上威力。到了这年的年末，可以看清，一百年来用来训练士兵的拿破仑战术——德国人称之为“压倒战术”，即以优势兵力压倒对方的战术，现在已经不灵了。17世纪与18世纪的战争，其战略目的多半不是摧毁敌人的军队，而是耗竭敌方的经济资源，因此打的是消耗战、疲劳战。18世纪要达到这样的战略目的最好是避免战斗；到了20世纪则改用诱敌法：发动一些进攻，但并不期望获得重大战术成功，只为了迫使敌人更快地用尽其资源。1916年德国人进攻凡尔登，正是这个意思；英国人1916、1917年在西线也是这么做的，如果不是完全一样的话，区别只在于更延长了时间。一位英国将军直率地说，钱袋最长的一方必将取胜。 为此，军队不再是国家战时的代理人或战士。他们只是工具，被好战分子用来榨干对方的资源，流干对方的血。与此同时，另一件传统武器——海军封锁，也变得目的不明了。很快，两个海军大国英国与德国，抛弃了三百年来有关海战的种种限制(不久前，1909年的“伦敦协定”还重申过那些限制)，即：海上封锁须严格限于可用来从事战争的物资。如今，两国认定，所有的物资都同战争有关。英国与德国就这样处于相互围困的状态。当和平到来时，战场上的胜利还不如经济上的与心理上的创伤来得多。 这种战争带来的沉重负担，老百姓只好承受，无处去抱怨，打仗欠下的债务，高得惊人。妇女代替男子在地里耕田，在工厂做工。平民百姓用不起奢侈品，屈从于日益严格的必需品配给制度，勒紧裤腰带，商店里的货品已消失殆尽。交战双方的社会都经历着同样的变化。政府对新的社会领域与经济领域加强控制。要求广泛参预政治的压力增强了，并在很大程度上被接受了。政府不得不接受工会作它的伙伴，并承认了工会的权利与它在社会上的地位。征收战争税不再像从前那样按公民财富多少规定不等的税率，现在拉平了。如果说，社会的军国主义化是老式的上层人士的新巧发明物，那么，他们可做了一桩最亏本的买卖。因为，在爱国心激励下的欧洲各国人民，牺牲一切去追求不可能得到的胜利，这种胜利适足以摧毁上层人士自己。1914-1918年，欧洲的王朝国家，其王室与掌权的贵族世家已存在了五百年，在数周之内纷纷土崩瓦解了。 当然，为这些王朝服务的职业军队并未土崩瓦解。在某些国家，军队掌握了政治权力。而在另—些国家，军队凭藉他们的专长，听命于后继的统治者。所有的军队，一旦和平来临，便将其注意力转向探索新的问题——未来的战争(如果他们的政治主人认为可以再次起用他们的话)该如何打得更技巧、更少浪费，最重要的是更能速战速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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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技术专家的战争 人们会觉得奇怪，事情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打了一场有史以来的大仗，总共死了一千三百万人，二十年后，到了1939年，欧洲各国又卷进了一场冲突，这场新的冲突使各国社会受到更大程度的破坏，并把欧洲在世界上的优越地位彻底葬送。这是怎么发生的？难道这就是获胜的同盟国决定用一场战争来结束所有战争的讽刺性结局？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若干比较的角度来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上一章里，我们已叙述过如何在19世纪武器技术的发展既增加了战争的摧毁性，又对从事战争的人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使这幅阴暗的图画有所冲淡的是，我们应当注意到，在这期间，运输与医药科学的发展，可部分缓解前工业时代的战事的恐怖程度。1870年前，军队中死于疾病的人数通常都要超过死于战斗的人数，比例约为五比一。1918年，这个比例倒转过来了。同样地，1815年前，在战争中受伤的人中，绝大多数人不是在数日内因伤重死去，就是成了终身残废。此后，受伤后康复的比例迅速提高。为此，有必要十分仔细地去分析那份可怕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伤亡名单”，区分开受伤死亡人数和大部分受了轻伤回去作战又受轻伤的重复统计数字。 运输的改进使军队(至少在西欧)处于极端困难境地的时间不超过数周。这样就可以安排休息与体力恢复。最后，除了某些可怕的例外，入伍的公民把人道标准带进了军队生活，对战场上的平民百姓，对敌人，都以人道主义相待。自从19世纪的战争以来，人们勇敢地试图制订出若干基本准则，使战争行为更加人道。1859年法国——奥地利战争之后，建立了国际红十字会。1864年与1906年在日内瓦召开了国际会议，1899年与1907年在海牙召开了国际会议，规定了对平民、对伤员、对战俘的对待原则，并对武器的致命性也作了规定(但很不成功)。这些人道主义行动及其精神影响的部分结果，说明爆发“大战”并不意味着回到了野蛮主义。红十字会受到所有人的尊敬。受伤的敌人受到人道主义的对待。相互警告与国际监督，保证了对战俘的公正待遇。 另一个结果，甚至在前线的士兵们的生活条件，也是他们的前辈无从嫉妒的。按顿吃饭，饭菜不错。多亏附属的军事服务部门的发展，许多士兵实际上生活得比在家里好。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留下了几乎无法摆脱的恐怖印象，但对当兵的来说，倒没有这样的印象，反而是回到战后世界来，许多人感到了失望或乏味，有点若有所失。同一团的人战后聚到一起(人老了以后更喜欢重聚)，大家回忆起战时的友谊与险遇，战争的挑战与胜利的喜悦，经济上无忧无虑，又免去了家务责任，真正是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 [ 作者注：作为例证，可以参看：关于德国，Ernst Junger, Storm of Steel,London, 1929；关于英国, Guy Chapman, A Passionate Prodigalty, London, 1933. ] 这种对衣食无虞的怀念，对社会地位与生活意义的怀念，成为混乱的政治活动的一个显著因素，到了20世纪20年代，便孕育产生了各种形式的法西斯主义。 尽管许多国家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战前年代的军国主义怀有深刻的反感，但是反感的情绪并不是普遍的。许多人来自表面稳定的、具有爱国与传统价值观念的世界，战后进入一个混乱的、受挫的、革命的世界，感到受了欺骗；不少人想寻找替罪羊；不少人企图通过新的民粹派组织，重建军事统治的辉煌，并由此获得可靠的保障；不少人则看到了可以利用暴力在国内或在国际上通往权力高峰的可能性。这些极右的政治运动从意大利引来了所谓的“法西斯主义”，战争已不仅是国家政策的可行工具，而且是一种人类自我调节的活动。非但没有对战前欧洲某些地方曾有的军国主义的国家主义思潮的否定，调门反而比从前更高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国家主义同法国革命的思想即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相当合拍，国家也正是主要依靠这些名义来要求公民效忠，但法西斯主义却是坦率地反对这些概念的。它所提倡的价值不是自由而是领导与降服；不是平等而是统治与服从；不是博爱而是种族优越感。这些观念使人联想起欧洲社会旧时代那些权威、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等一套体系，等到这些体系摧毁后才发现，这些东西原来只是为了一种心理上的满足。因革命与受挫变得特别脆弱的德国社会，在上述心理的驱使下，产生了一个政权，这个政权对国际政治体系的影响具有与法国大革命同样的破坏作用。它不仅向欧洲现存的“力量平衡”提出挑战，而且它根本不接受整个国际体系赖以作为基础的共同观念。 当然，不承认这些观念更早的是俄国。1917年革命后的俄国政权，依据卡尔·马克思的原理(经过列宁修正)，自认他们同资产阶级世界处于永恒的战争状态。但在外国干涉战争起来之后，苏联立即决定同西方邻国保持暖昧的共存关系；西方邻国反过来，看到有一种危险正在危及他们的政权的稳定，即他们国内gc党的活动，比一个外部的严重武力威胁，危险更大。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的统治阶级害怕国内的“布尔什维主义”比害怕苏联进攻更甚。最好是把许多受布尔什维主义影响的人引向法西斯主义，把法西斯主义作为同盟者去共同对付来自左翼的威胁，让他们相信布尔什维主义是国内与国际安全最紧迫的危险。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发现自己在三种互斗的意识形态中搀扎。(一)1918年获胜的国家是那些信奉来自启蒙运动的自由zx原则的国家，他们建议建立国际性的“法律规则”，抛弃把战争作为政策工具的作法；这些思想在19世纪和平繁荣的英国和美国土壤上从萌芽走向成熟。(二)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欧洲社会中如此众多的传统结构，大大加强了左翼革命力量，他们认为未来的一干年必然在国内与国际间进一步发生武装冲突。(三)与此同时，战后也大大加强了右翼，他们认为继续不断地进行国际战争乃人类的必然命运。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胜的欧洲大国因此处于这样一个位置，即除非他们有力量去推广实行，否则就无法强化他们所认同的意识形态，而少了美国，他们就没有这种力量。其结果，凡尔赛协定签订十五年后，欧洲国家发现自己又在准备战争了。 法西斯主义所颂扬的战争，本是士兵在前边打，将军们远在后方下命令那种战争。他们所要的战争，是那种由一个一个小队的年轻英雄组成的战争，包括飞行员、坦克手、突击队，这些“超人”用他们的胆量与暴力可以把人类的命运从一群围着铺绿台呢的桌子转、穿儿童外衣的学步娃娃变成一批干干净净、前途无量的有为青年。法西斯分子希望，未来的战争只属于上层人物的事情。他们倒也不全错。技术曾经使19世纪的广大民众参与战争既有可能也有必要；到了20世纪，技术将把更强大的力量交付到高水平的技师之手。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看成是广大民众的参与，同技术专家玩弄奥秘相混合的生死搏斗。20世纪下半叶，欧洲人民几乎全部从冲突中被排除出局了，如果他们硬要参加进去，那么，他们见到的将是相对说来为数很少的军事技师们，在一个几乎无法想像的规模上挥舞着可以摧毁一切的巨大威力。 要理解为何出现这种局面，还须后退几步，先研究一下19世纪的战争中某些新的发展，这些在上一章里没有涉及到。 19世纪技术的发展使武器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这些武器不仅越来越有效，而且容易掌握。在步兵武器方面，有了子弹盒就可免去装火药、装子弹；后膛枪免去了捅杆；有了子弹带便可迅速发射；校准器使射击更准确；这些使一个新兵在数周内即可成为一名射手，那是腓特烈大帝的普鲁士卫队中的多年掷弹手所无法比拟的。炮兵方面：后装炮的出现，减少了后座力，免除了清扫炮筒等麻烦事，发射一颗炮弹后也无需等待很久才打第二发，而老式大炮即使由专家来放，也是效率极低的。只消稍加训练，就可以从表上认出简单的计算；只要有高度爆炸力的炮弹能充分供应，一团炮兵1914年在一个小时内瞄准一个数百平方码的目标区域发射的炮弹，比拿破仑战争年代双方发射的大炮炮弹总和还要多。所有这些，新兵只需训练数月即可掌握。这些武器的大规模生产，自然要求有大规模生产的人。 人口与城镇如此密集的欧洲社会，技术先进的武器带来的有利条件只能是暂时的，很难成为决定性因素。从前主要看数量。然而，现在，炮火的射程与摧毁力主宰一切；技术上落后的炮火，数量再多，也无机会显示它们的战斗水平。很明显，战斗开始前，就可以知道结局将如何。 19世纪，欧洲列强把武器的优越性用到了殖民地身上。在本书第三章里，我们已见到，16世纪初，由于独家有了炮，使葡萄牙人得以打进并主宰了印度洋的贸易。但当火器的使用在全世界普及后，欧洲由枪炮获得的有利条件便丧失了。18世纪，专业训练的质量与纪律性，再加上小心谨慎地服役，使欧洲军队对印度(举例来说)有巨大优势，而不是武器形成的优势。但到了19世纪，天平决定性地朝技术先进的一方倾斜。技术先进的列强在非洲和亚洲建筑了铁路，便于他们调动军队，补偿了他们派出兵力较少的不利因素。俄国在亚洲中部搞殖民化，美国开发西部，也都是利用了铁路这一重要因素，这同欧洲列强的帝国主义扩张同出一辙。欧洲的大炮、后膛来福枪，以及机关枪，使得任何一次战斗几乎在开始前就可知其胜负。 [ 作者注：几乎，不是完全。希拉里·贝洛克的布拉德上尉充满自信：“无论发生什么，我们已有；马克西姆枪，而他们没有。”事情并非都如此。1879年在伊萨德尔瓦纳(Isandhlwana)被祖鲁(Zulu)人打败的英国兵，1896年在阿多瓦(Adowa)被埃塞俄比亚人打败的印度兵，都可以作证。即使是优越的武器，如果使用的人技巧不熟练，或对方领导英明果敢，就不一定保证能胜利。征服殖民仍然主要或至少有一半因素依靠优越的内聚力、组织性，更重要的是欧洲人对他们的武器的自信心。 ] 欧洲有—个冲突地区，19世纪晚期技术的发展使它开始出现不稳定。这个地区能不能产生一些有利条件，足以不仅赢得一场战役，而且赢得一场战争，以便建立新的政治统治地位呢？——我说的这个区域，就是海上。 很难不去同情19世纪的海军军官们。他们不得不在一代人的空间里去调整他们的想法、他们的舰只、他们的武器，以及把他们的战术从拿破仑时代转到冯·蒂尔匹茨时代，战舰规模上从英国皇家战舰“胜利导”发展到“无畏号” [ 作者注：英国于1906年建成此舰。 ] ，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落后了，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20世纪，所有的军种都出现了这种困境。每一种新发明的技术，从蒸气引擎到核裂变，都必须仔细研究、开发，应用到军事上来。军事专业必须逐渐成为多方面的；同时，由于在新式大军中，技术已成为骨干，必须设立技术与科学机构，去开发新武器体系并为之服务——这些部门在20世纪几乎成为最重要的部门。W·S·吉尔伯特(W. S. Gilbert)曾描绘一位现代化的少将：他的指尖上贮着全部现代的科学知识，这也许会使维多利亚时代的听众窃窃傻笑，但如果军官们缺乏知识方面的适应性使自己跟上技术的变化，并确保自己一方可以首先开发利用它们，那么，高级别的位置就不会有他们的份。 19世纪海军竞争所呈现的画面与我们今天类似。今天，开发利用核能与火箭技术可使一个国家比它的邻国具有压倒性的优越地位——说压倒性是指可以摧毁一个国家而无需开战。在19世纪已有可能使一个国家最有效地利用海上工程、冶金、大炮制造等技术，在对方还来不及发一枪一炮前就碾碎对方的舰队。19世纪40年代，蒸气引擎比起风帆来，在速度与操作上有极大优越性，尤其在窄水道如英法海峡、地中海作战时，风帆同海浪保持一致已不很重要。忧心忡忡的英国政治家们看到，纳尔逊建立的海军超越法国海军的地方，均已成为过去。用铁来造船，冲破了木材的局限性。纳尔逊(Nelson)的舰队至多总重两千吨，而19世纪60年代的铁舰已总重九千吨；世纪末达到两万吨。重量的增加不单单说明军舰大小的变化，而且还有铁甲厚度的变化，这又转过来使舰上大炮增长射程、增多弹药成为可能；鉴于大炮太重不能安置在侧舷，为此置于中央炮塔上，炮身可转180度，射程可远至两万码。 从风帆船发展到铁甲舰，曾在设计上引起一片混乱。俄罗斯人曾设计出—种环形船。英国人曾制造一只样船，试图把铁板、蒸气机以及一整套风帆结合起来，结果眼看着船身倾覆下沉。同时也引起巨大的紧张不安，这是可以理解的。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俄国人向世人显示，铁甲舰发射炮弹可以摧毁一整个木帆船舰队；1862年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两艘铁甲舰“梅里麦克号”(Merrimac)与“莫尼特号”(Monitor)在汉普顿(Hampton)锚地相对抗的著名事件，引起英国公众争论整个皇家海军是否已经过时了。因此，19世纪的后半叶可以看到以英国为一方，几个主要的帝国对手——法国与俄国为一方，双方进行狂热的竞赛，包括炮的大小，铁甲的厚度，以及行驶速度。到这个世纪末，德国以全欧洲最发达的工业威力随后加入进来。竞赛进行到五年，1904年对马海峡(Tsushima)之役，日本海军摧毁了全部俄国舰队作出了最惊人的解释，说明海军如果在技术上落了后，将会有怎样的命运。如今，真正的竞争不在海上，而在船坞。于是，德国人与英国人开始制造出一个比一个更先进的装有大口径海炮的全新战舰“无畏号”“超无畏号”，想依靠它们来主宰海洋，并设想主宰世界。 战列舰的确是国家自豪与力量的象征，在工业时代，比陆军更能说明问题。它体现了国家整个技术水平，舰只可以到达世界上任何一个海域，舰上的大炮具有巨大的摧毁力。一个关心自己命运的国家，就必须用它来显示自己的威力。 然而，自相矛盾的是，既然战列舰是国家威力的象征，那么，欧洲各国越来越渴望拥有更多的舰只。英国zx为宽慰的是，1897年无需剥光海上停泊点 [ 作者注：此句意指无需用尽海上停泊点所储备的油料等物资。 ] ，也可以把五十艘战列舰集合到斯匹特海德 [ 作者注：Spithead,斯匹特海德系英国汉普郡与威特岛之间的海峡的东部。1797年，驻扎在该水域的舰队在庆祝战时友谊联欢之际，军官被送上岸，士兵开动战舰，要挟当局提高他们的工资和改善生活条件。 ] 来进行“钻石庆祝” [ 作者注：一般指六十周年或七十五周年纪念，从此处上下文看，应是一百周年纪念。 ] ；但是，他们也意识到他们正在失去工业领导地位，本来凭藉这一优势大可主宰世界一百年的；同时，他们又认识到，如果他们的舰队控制不了海洋，那么他们的国家将是脆弱不堪的。海军上将冯·蒂尔匹茨的舰队是德意志第二帝国技术成就(主要来自西部蓬勃发展的中产阶级而不是东部的军人地主)的完美体现，但是，舰队无法消除人民夹在两个强大对手当中的不安情绪——一边是1870年不肯饶恕、总在伺机报复的法国，一边是潜力巨大的俄罗斯帝国。战列舰也无法安慰他的因地理环境不佳引起的担忧；也无法安慰技术落后的俄国人，无法安慰国内逐渐增长国家主义的奥地利帝国。最清楚不过的变化，可以从19世纪最末一次海战与20世纪最初一次海战中看到，欧洲的舰队败于非欧洲海军强国之手：1898年西班牙败于美国，1904年俄国败于日本。 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爆发时，英国及其盟国仍在海上互争雄长。蒂尔匹茨的“公海舰队”除了同对手做做“猫捉老鼠”的游戏外，别无良策。但是，德国的技术专家独出心裁，设计出潜水艇，从而开辟了新的机会。从此，翻开了海战历史崭新的一页。 1914年时，普遍预计海上争霸的决胜，仍像纳尔逊时代一样，将通过大舰队的相撞。对抗的胜利者将会把敌方的小手工艺者与商人逐出海洋，实行海上封锁；这样一来，人口稠密、依赖海外贸易与进口食物的国家只好束手待毙。这一理论喊得最响的是美国历史学家、理论家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 T. Mahan)，他的著作《海上强国在历史上的影响》(1890年)成为欧洲海军在世纪之交时期的圣经。马汉认为，虽然摧毁对方贸易是最终目的，像法国在17与18世纪那样动用海军去直接攻击贸易活动仍是荒谬的。海军的任务应是获得“海上支配权”，这样就有可能把海洋作为自己开展海外贸易活动的道路，对敌人则是贸易活动的栅栏。这样的支配权才是最强大的舰队配享有的特权。 马汉的理论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所证实，英国海军对德国的封锁越来越严，而蒂尔匹茨的“公海舰队”竟无所作为。英国不仅切断了德国同殖民地的自由来往(这倒并不重要)，还切断了同中立的贸易伙伴如美国的来往，这是至关重大的——尽管这样也搞坏了英国同美国之间的关系，如同一百年前那样，几乎达到崩裂的边缘。潜水艇从作为保护海岸的短程武器发展到能在海洋巡行达数周之久，使德国人有了可怕的报复能力。 尽管潜水艇可以强行封锁海上，但根据帆船时代订立的“战利品法律”却无法实施。该法律规定，如果怀疑一条船夹带走私货或违禁品，可以上船搜查，允许负责押送捕获船的一组船员派到被捕获的船上去，把船驶到最近的港口，那里的“战利品法庭”将判决没收船上货物。而潜水艇至多只能对敌船进行搜查，并在击沉敌船前，给船员时间乘小船离去。但如果潜水艇全部浮出水面，那么，它甚至抵挡不了最小的武装商船的攻击。为此，先把敌船击沉，然后再问究竟的诱惑是很大的。但德国人毕竟对他们的潜水艇指挥官加以限制，这倒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而是出于谨慎——例如1915年击沉“路西坦尼亚号”，船上可能带有走私货但肯定的是有一些美国公民，事情很明白，如果对潜水艇不加以限制，必然增加现已不少的仇恨德国的美国人。但到了1916年年底，似乎通过封锁彻底打败英国已大有希望，而靠陆地上作战取胜的前途又如此暗淡，为此德国统帅部决定这一风险值得一冒。但是，四个月后，美国参战了。 1918年美国军队来到欧洲，主要的不是人力上的贡献，而更重要的是带来了精神上的支援。现已可以期望她丰富的资源提供给协约国，必将决定战争的胜负。但是，如果不是潜水艇在1917年控制了海洋，美国也就不会来救急，也就可能形不成协约国。反潜水艇斗争的取胜，不仅要求发明很专门的工具如测出潜水艇深度与地点的仪器，而且是英国海军思想上的一场革命——防御是比进攻更有效的击败潜水艇的手段；商船不仅需要护航，而且可以作为诱饵；像驱逐舰那样的轻型舰，用来为商船护航，比为大舰队护航更有用。还涉及到完善通讯联络技术，干扰敌方通讯联络的技术——无线电的发明开始真正成为战争的四度空间。 海上战争，参加人数的多少是不相干的。这是双方靠自己驾驶船只的专业战斗人员的勇气与耐力的竞争，还包括很快参加猎取潜水艇队伍的飞机；是人数更少的、负责改进武器与通讯系统的科学家、技术专家与密码员的智谋的竞争；以及策划与实施战斗的指挥官与参谋人员的比赛技巧与判断力的竞争。电气专家的重要性至少与航海技术相等。最终胜利的一方，将是能追踪到对手的行动，认出它的信号，而同时保守住自己的秘密的战列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雷达扫描技术与无线电干扰技术发明出来后，便使这一作法成为可能的了。潜水艇上的人员、海面舰只上的人员，以及追猎它们的飞机机组人员，都是生命攸关的捉迷藏游戏的工具，也许他们就是战争结局的决定性因素。 同样的模式发生在空战上——一群群受过高等训练的战斗人员操纵着复杂的武器；指挥官在很远的远距离发号施今；……总之，实际上是技术专家间的竞争。 空战最初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是作为陆地战斗的补充，开头主要用来进行侦察。慢慢地，飞机的航程、速度与武器装备逐步提高后，才看清楚，在战场上用空军来控制空中，不仅可以为炮兵提供了眼睛，而且还可以代替大炮，也许能使所有在战场上的以及战场后面的敌方行动都无法进行。海军认识到空军的作用是缓慢的。飞机在进行侦察与恫吓方面有明显作用；同时，它们还有能力炸沉船只甚至战列舰，不管舰上配置了什么样的对付飞机的武器。海军指挥官对此多少有点不愿意承认，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战后年代，空军一直在执拗地过高估计自己武器的性能，海军则故意不断地贬低空军的性能，双方吵嚷不休。到了1941年太平洋战争开始后，经验证明，航空母舰已取代战列舰，成为控制海洋的主要工具。 完全可以理解，战时空军配合陆军、海军作战的潜力还很大，但空军领导人自己不愿意把注意力放在这方面。早期热衷于加强空军的人们所关心的，主要的不是改变海战与陆战的性质，而是使海战与陆战不再必要。他们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清楚地说明了战争不再是由传统军事技巧所能决定的了，只要兵力与弹药能供应得上，陆军就能守下去，不会被击溃。20世纪的战争已不像从前的战争那样，只限于武装力量的抗争，或双方财力的较量。而是意志力之间的较量，民众尚武精神的较量。最终使战争结束的，已不再是军事本身的胜利，而是现已流行的说法——“国内前线”的崩溃。跟在领导人后边的民众能否团结一致？民众能否毫无怨言地承受战争所带来的沉重负担？和平的到来，往往是因为国内发生了革命，或是国内害怕发生革命，而不是战场上的获胜。 如果战争重心的核心不在军队，而在平民，如果打仗的目的是通过搞垮敌方军队来把不堪忍受的负担强加在敌方民众身上，那还不如直接进攻那个重心的核心，何必来一个消耗过程，使征服者自己也跟被征服者一样地疲惫不堪、消耗殆尽呢？与其经年累月地受痛苦，还不如数周、数日短期受苦，并尽量轻些呢？最重要的是，对于任何打算破坏和平的强国，最好的办法难道不是用显示巨大威慑力量的办法，让它害怕如要蠢动将受到的打击是它所无法抵御的？ 主张这种看法的人士中，有一位意大利的朱利奥·杜黑(Giulio Douhet)上校，他的专著《制空权》在20世纪20年代发行很广。有同样主张的还有英国皇家空军的一批创始人，特别是空军主帅休·特伦查德(Hugh Trenchard)，他用这一理论来校正一支新建的军种的宗旨，这一军种的战略作用完全独立于其他地面部队。欧洲dl的空军人员发现越来越难以拒绝官方机构的压力：要他们服从陆军的要求，因为传统上，国家的安全端赖陆军。在英国，原本是和平时期一支小型军事力量的帝国宪兵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扩大为一个新的兵种，干预军务的规模扩大至欧洲dl。这是一段不典型的、不愉快的经验，此后也不会出现同样的环境了。20世纪30年代，英国开始以很不情愿的心情，拨给资源，重新武装了一支不是去打传统陆地战争的陆军，而是可以把恐怖楔进敌人心脏的空军，期望以此来吓阻德国人发动战争。 但是，事实证明，英国航天工业没法同德国竞争。正是德国人首先建立起一支可以立即实施致命打击，摧毁对方城市的空军，希特勒用它来作为实现他的政策的有效威胁手段。斯坦利·鲍德温 [ 作者注：Stanley Baldwin, 1867-1947年，英国政治家，曾任首相。 ] 遭遇过多次轰炸，用他的话来说，这种攻击是无法防御的。据认为，根据1917年7月德国空军两次轰炸伦敦的经验，大轰炸可以造成极大规模的大破坏。但事实证明，上述两种估计即使不是完全错的，至少也是大大地夸大了。20世纪30年代，可以迅速攀高、可以低空翻转的单翼飞机的发明，以及雷达技术的发明，可以及早警告敌机来袭，做好防备，使敌机白天俯冲轰炸必须付出昂贵代价。如果在夜间轰炸，敌人必须占用一些时日来学会使用雷达，靠电子束投射，使盲目飞行尽可能准确一些，并学会使用扫描仪从黑暗中或透过云层显示出地面的地形。即使这样，防御方也发明出夜间战斗机，并学会扰乱对方的进攻所依赖的电子指挥信号。就像海战一样，空战也成为战术方面与技术方面极其精巧灵敏的应用，职业战斗人员至少要像依靠自身技术那样依靠科学家的才干，方能完成任务。只有到了大战的最后年月，美国空军全力参加进来同英国皇家空军一道作战之后，同盟国才取得了制空权，制服了早先说大话的德国人，大大限制了他们的破坏力量。但即使到了这时候，德国人的士气仍未受影响。德国人民服从政府，勒紧腰带干活，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天。 技术发展对陆地战争的影响是多方面的。1914年大战爆发后数月内，内燃机开始应用到战斗动力与运输工具上。两年内，第一台“坦克”行动了。这些早年的装甲车的设计与使用是为了适应堑壕战的需要的。最初作为可移动的炮火，配合进攻的步兵突入敌人的防线。当最初的惊愕过去之后，便不难找出对付它的办法。最惊人的突破是德国人1918年3月在西线的成功，这一成功完全不是坦克的作用，而是步兵的作用。德国人布置来福兵不按习惯排成长长一行的作法，而是一组组“暴风队”配有迫击炮、轻机枪与手榴弹，躲过敌人强点，专攻弱点，独立作战，灵活机动，自从法国革命早期战役中见到的散兵线以来，欧洲还从未见过这样的战术。但在失去联络、失去大炮掩护的情况下，装甲车与“暴风队”都将受到很大限制；首先必须依靠十分脆弱的战地电话线，其次要依靠战地大炮，大炮要在一个破坏狼藉的战场上拖来拖去，颇难瞄准新的目标。 很实际的问题是：停战以后，人们是不大想去采用军事专家们大胆创新的意见的。装甲战的先知，英国有J·F·C·富勒(J.F.C.Fuller)，B·H·利德尔·哈特(B.H.L.Hart)；法国有查理·戴高乐(C．de Gaulle)；德国有海因茨·古德林(H．Ghderian)；苏联有图哈切夫斯基(Tukhachevski)元帅。这些思想家描绘的图景是：以全部用坦克组成的一整个师，去突破敌人的防线；或让坦克从潮水般的向前进攻的士兵的空档中冲过去，击垮敌人后方的神经中枢，……这些都是非常吸引人的，但是也留下了一大堆问题未能回答。这些战斗单位如何同后方保持联系？供应怎么解决？重火力支持如何解决？如何确保他们不会投降敌人或者被敌人切断？如果坦克群能在前线实行突破，那么，能不能用作反坦克，有效地封住敌人的进攻呢？技术的发展有助于解决若干问题，例如无线电通讯的发展，就大有帮助。但是，甚至德军统帅部对此也抱怀疑态度，以致需要希特勒本人出面干预，于1934年建议成立了最早的一个“坦克师”。但是，这种坦克师的效果，不仅法军统帅部1938年对此所做的评价不高，就是装甲战的奠基人之一、英国专家B·H·利德尔·哈特的评价也不高，哈特已发明了对付德国坦克师的办法，包括在战场上埋地雷，布置反坦克炮，以及反坦克的装甲车等。 自然，1940年与1941年德国的“闪电战”战术，并不需要像从前的战争那样，一定要达到什么目的。他们1940年5月在西线的进攻是冒了很大风险的——风险如此之大，以致德国最高统帅部最初不愿考虑这一进攻后面的战略概念，直到希特勒进行干预，才予接受。旗鼓相当、保持镇静的对手可能把穿插到阿登的德国装甲尖兵封锁起来，战役可能延长下去，演变成为历史上一桩灾难性的赌博。就像拿破仑的胜利，主要归功于对手士气不振，这些对手在从前的战争中习惯于慢慢腾腾，不能适应现在的速度，不能全神贯注、全力以赴。1941年的对手是苏联军队，它的军官团三年前己遭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军队巳被搞乱，要想取胜就更难了。 速战速决的战术只适用于未作准备的对手。从长期来看，这种战术是否正确值得怀疑。如果坦克能进攻，坦克也能反进攻。一个区域可以布满地雷与反坦克武器，铁甲车就根本无法动弹。许多情况下，胜利端赖于掌握了战场上的制空权。如果没有曾受高度训练、行动迅速敏捷的步兵的配合，装甲部队是不会有多少成功的；还有大炮也须紧紧跟上。所有这些，需要数百辆车来运送供应汽油与弹药，而提供这些东西又需要数以千计的车辆。两次世界大战之前曾梦想由小型、灵便、手段高超的小分队去攻击敌方供应线，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成功，现在看到的现实却是每一支大军都有一个大“尾巴”，需要大量聪明的后勤人员才能把它们搬动，而且极易受到空军的攻击。 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军队，首先依靠征集来的兵员的战斗力，主要不在规模，而在多方面的适应性。1914年的军队基本上是大量用有限射程的标准武器武装起来的步兵，后勤供应由铁路运输大体即可解决，前线比较固定，从车站到前线之间来回穿梭运转就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战斗部队就相当复杂了。一个步兵营不但有来福枪与手榴弹，而且还有两种型号的迫击炮，两种式样的机关枪，有轻型履带机动车，反坦克炮，手提反坦克武器，以及数种型号的地雷。装甲部队的装备更复杂；两栖作战部队与航空部队当然就更加复杂了。所以，任何一支西方的军队中，服务、供应等后勤人员所占的比例要大大高于战斗人员；后勤人员中还包括：修理与保养车辆、武器与通讯设备的人员，司机，战地仓库与战地医务人员，所有这一大群人都须确实保证自己的食品、工资，并受到妥善管理。 [ 作者注：在苏联，“牙齿”同“尾巴”的比例更高得多：步兵数量与武器数量都高出西方国家，而且几乎要用马拉的运输工具来转运。只有装甲部队和精选的步兵部队在准备上接近西方水平。 ] 陆地战争需要科学家在知识的前线上辛勤工作以便取得技术上的强大优势，即使不如海上战争与空中战争那么更具关键意义，陆军仍然在各级水平、各个部门上都要依赖技术进步。即使是最优秀的士兵，在遇到无线电通讯失灵或运输中断时，也是毫无办法的；而最成功的将领必然是那些能用无线电侦听设备截获敌人意图的准确情报的人。 一大批男子、妇女征召入伍后，发现他(她)们从事的是本身的职业——如摩托机械师、无线电报务员、女招待或厨子——就像平时一样。还有更大量的人未被征召入伍的，都在继续从事他们的职业为战争作贡献，如矿工、农业工作者、车工镟工，以及其他本来也可以穿上军装的文职公务员。18世纪与19世纪十分盛行、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残留痕迹的士兵平民间非常明显的传统区别，如今都消失了。尤其是自从空中战争使广大民众受到的危险同军队一样多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人们觉得，在军械库当管理员或在军事基地的军官食堂当招待员比在利物浦或汉堡当码头工人或商店售货员，更安全得多。 尽管由狂热国家主义的民众支持庞大军队的时代已经过去，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仍然是一整个社会与另一整个社会之间的冲突，其绝对意义几乎同欧洲中世纪时代相仿佛：在这场斗争中，每一个人都感到他的价值体系以及他的生存，都受到了外国势力的威胁，这种外国势力是无法与之沟通、与之妥协的。这在东方前线尤其明显：第三帝国领导人的目标正是他们的祖先一千年前的同一目标——扩张领土，屠杀或奴役该地的人民。只有苏联政府才能把苏联人民的巨大资源点点滴滴地动员起来，精神上与物质上都动员起来，同入侵者进行殊死斗争，从而天平倾斜，使上述方面的重要性超过了将军们的指挥技术与军事技术奇迹的重要性。德国人就像拿破仑，依靠进攻的猛烈推动力去争取决定性的胜利，当进攻失败后，他们便缺乏资源来维持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而他们的对手却是苏联与美国。 虽然如此，技术引进了一个拿破仑时代未曾有过的因素，这个因素把过去那些其价值很可怀疑的因素都比下去了。德国人如果对喷气飞机更注意一点的话，也许他们已改变了空战的面貌。如果他们在火箭技术上投入更多的资源，他们也许就会发明出火箭武器，将会使伦敦夷为平地，并使盟军登陆诺曼底成为不可能。如果他们的核研究采取另一条道路，并获得更大的政治后盾，他们也许就发明出了核武器，将使面对它的苏联人民的英雄主义与西方盟国的大舰队就像是马赫迪的游牧部族在乌姆杜尔曼遇上了基奇纳的部队。 [ 作者注：霍雷肖·赫伯特·基奇纳伯爵(Kitchener, 1850-1916)，英国陆军元帅、政治家。在任东苏丹总督期间(1886-1888)，曾挫败马赫迪人(Mahdi)对埃及的入侵。乌姆杜尔曼(Omdurman)，亦译为恩图曼，系苏丹城市。 ] 1945年8月，美国第一次把两颗原子弹投到了日本，每颗炸弹摧毁了一个中等城市，十二万人当场死亡。由一个非欧洲的强国来对付另一个非欧洲的强国，结束了他们之间的冲突，在这场冲突里，欧洲只扮演了配角，这标志着欧洲主宰世界的时代的结束，一个由哥伦布与瓦斯科·德·甘玛 [ 作者注：V. da Gama, 1469-1524年，葡萄牙航海家，是头一个航海去印度的欧洲人。 ] 五百年前的航行所开辟的新时代来临了。这也标志着工业化国家之间各自充分动员民众，献出全部潜能，进行大规模战争，以图废除对方的时代结束了。数年后，热核武器发明出来了。这种武器具有人类全部有记载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摧毁力，并有火箭能把它们在数分钟内发射到地球上任何一个地点。在核时代，还需不需要职业士兵的传统技术？还需不需要爱国人民的忠诚参与？“战争”——一千年来欧洲所理解与实施的战争，是否已走到了尽头？

本帖最后由 巧克力 于 2011-8-22 14:00 编辑

尾声 核时代 试图回答上一章摊出来的问题，会是不成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还只有三十年。拿破仑战争过去四十年发生过欧洲列强之间的有限冲突；过去将近一百年才发生一场把各国都牵扯进去的世界大战。当然，1945年不像1918年那样，大家以为这场战争结束了今后的战争，一个人类历史上可以尽情享乐的时代已现出曙光。胜利后简短的欢欣一结束，苏联同自由资本主义世界间的意识形态对立重新出现，同战前一样地不可调和。几个月的时间，误解便导致了不合作；几年时间，不合作便导致军事对抗，导致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扩军备战的新水平。到了20世纪50年代，国际秩序似乎只不过是建立在一位著名的美国战略分析家艾尔伯特·沃尔斯泰特(A. Wohlstetter)所说的“娇嫩的恐怖平衡”之上。 逝去的岁月应能谨慎地作证：事实上，和平只建立在一个相当不稳定的基础上。即世界上的大国把接受现状作为各国唯一可行的政策框架，大家都不愿再承受任何大动乱。事实上，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维持了欧洲半个世纪的和平。但是，在一个我们看到的1945年后经济与社会迅速变革的年代，要想保持政治稳定，需要特殊的智慧，来规划政策与措施，这就像要节俭之神从他吝啬的手中施舍出一点点东西来一样困难。不过，人们至少可以有合理程度的信心，同意在欧洲体系框架内，今后的战争，有两条充分的理由预言它们同本书上述有关战争发展的种种特点具有根本的区别。 首先一条理由，“欧洲”作为一个自我抑制的“国家群”体系，已不复存在。正像15世纪末，哈布斯堡王室与瓦卢瓦王室那样强大的外援军进入意大利各自支持冲突中的一方，把意大利半岛分割掉，于是意大利城邦体系就不复存在了。当苏联红军在莫斯科以北头一次反攻显示出苏联的强大力量、珍珠港事变把美国带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1年12月的一个星期内，“欧洲的历史”就此结束了。这两个国家，文化根源都来自欧洲，但她们拥有的资源的规模，把所有的欧洲强国都比了下去。她们打算建立一个新的政治与经济体系，由她们来做中心；她们把欧洲一分为二，分界线就是从前卡洛林王朝(Carolingian)向东进军的前线。将来，就像从前的意大利城邦那样，欧洲国家间的任何冲突哪怕只是地方性的，也将引起各自背后的恩主的参与；反过来，也一样。欧洲如发生一场战争，将是全球范围大对抗的一个局部性冲突，战争的策划与部署，亦将限于这一范畴。 其次，欧洲不仅已经不是一个自我抑制的国家群体系，而且也不再是世界政治体系的中心。15世纪以前，欧洲体系同世界上的其他许多体系同时并存，欧洲同其他地区大多数国家的交往断断续续，有些则中断了。当时的欧洲首先是扩散了其地理知识，然后是贸易，然后是军事力量的扩张；直到19世纪末，一个单一的世界政治体系建立起来，欧洲无争议地成为这个体系的首脑与中心，欧洲一发生战争，很少有国家不受影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世界模式消失了，让位于所谓的“两极”或“多极”的复杂局面，——用这样的词来描绘其实是很不适当的。在这个新体系内，欧洲国家仍具有经济上的重要性，因为欧洲dl仍是世界上最富有地区之一，但是，她们的政治影响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最敏感的接触点上已被剥夺了原有的位置。这个最敏感的点，就是把冲突限制于冻结的区域之内。世界各地都发生了战争，唯独欧洲不曾发生。但是，由于发生战争的地方主要是曾由欧洲国家主宰过的地区，在这些地方，军队成为产生一些新国家或新统治集团的接生婆，因此，欧洲列强长期以来对此始终抱有残留的兴趣，即使没有直接参与，也总是为那些军队提供了顾问、训练或武器。 20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国际武装冲突的形式几乎无穷无尽。其中主要的一种形式是所谓的“常规的”冲突，所用武器还可认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用过的武器的后代，虽然是更高级—些、更昂贵一些了，并且年复一年地寻求利用火箭技术与电子技术。到了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发明了“准确导向”的火箭（可在战场上迅速转移、发射，甚至可由步兵携带），便在两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继承下来最虔敬的问题上投下了疑问：用人驾驶的飞机取得战场上的制空权，以及用重坦克取得战场上的主动权。参谋人员发现他们就像一百年前的参谋人员那样处于同样的窘境。他们知道，他们藉以作出推断的经验已经过时了；他们所能用来检验其可靠性的战例仅仅是中东地区与印度次dl的简短冲突，从这些特殊环境是很难得出什么确切的结论来的。 然而，已经清楚的是，这类武器——火箭，超音速飞机，核动力潜水艇，与反潜艇驱逐舰——只有技术最先进的国家才能生产，只有教育程度最高的军队才能掌握，或者说，即使是最富有的国家也才能掌握很少量的。因此，出现了两难矛盾，由于工业化国家相对较稳定，最能生产这些武器的国家最不需要它们；而面对同相邻国家发生武装冲突最危险的前景的国家，买得起这类武器并会使用的，只限于很小的范围，并须依赖北半球的富裕国家来提供。许多新国家中，拥有很少量如此高级“硬件”的，便成为一种象征，就像是18世纪日耳曼的小诸侯国拥有一支小巧玲珑、纯洁无瑕的小军队。 天平最敏感的—端是核武器，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试图进行垄断，在相当程度上的确做到了垄断。占有核武器虽然给了占有者一定程度的国际权威，但是这种权威是靠不住的。1949年，苏联赶上了美国，也掌握了裂变式原子弹，只在TNT当量上稍逊。此后，两个超级大国并驾齐驱地竞相发展热核炸弹、洲际导弹、潜水艇上发射装置、多弹头导弹，以及所有的大规模杀伤武器，竞赛规模之大，必须用最丰富的想像力才能设想出：在什么样的政治环境下，才能用得上这些武器。然而，这种“新发展”背后的有理性却是不去使用它，而只用于“威慑”：建立起一种局面，相互断言，如一方首先使用核武器，必然立即遭到另一方的报复，这种报复是无可逃脱的，其后果是无法接受的。 两个巨人即使拥有庞大的武器库但按兵不动，就像百万富翁拥有巨大财富但未变为现金，他们仍需要超常规的军队来实现他们的政治野心，并应付世界上的种种问题。鉴于世界各地都有一些依赖保护的同盟国，似乎证明美国有必要继续保留一支海军，而这支海军的存在正好给苏联提供了理由也建立一支与之对抗的海军。由于东欧与西欧都存在着长长的、易被攻破的边疆，欧洲那些难以控制的附庸国也需加以控制，因此苏联不可能考虑遣散她的庞大军队。但是，苏联军队就在家门口，给西欧国家带来了严重问题。尽管西欧国家经济富裕、人口稠密，但也无法在政治上、经济上联合起来以便建立一支和苏联同样规模的军队。20世纪50年代初作过一些试探性的努力，结果仍然只有依赖于美国核力量威慑作用的保护。 苏联在十年之内，不仅以她的常规军力威慑西欧，而且用自已的核武库威胁美国，西欧的防卫呈现更复杂的局面。英国与法国有了自己的小规模核力量，但这些核武器除了在本土遭进攻时可起到一点防御作用外，对别人起不到威慑作用。美国在欧洲盟国部署了战术性的核武器——核弹头火箭，限于战场上使用；但即使是有限使用，也引起了大众的不安，因为究竟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从未完全明确。也许最好的办法正是不弄明确。西方战略计划的混乱，也许不像某些分析家认为的那么重要。最根本的是要确保苏联进攻时将立即遭到顽强的抵抗。也许不能确定这类抵抗将很快运用、或最终导致运用核武器，但也同样地不确定是否一定不用。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十五年内，欧洲两个胜利的大国：英国与法国，为了巩固各自的帝国，手上有许多紧迫的问题要解决，而苏联与美国则在竞相加速欧洲的分裂。在这方面，高技术代替不了基本的政治手段，全非洲与全亚洲，尤其是亚洲，他们从列宁那里学来革命化的组织工作的技术，并从毛泽东那里学会把革命组织同游击战争结合起来，以反对外国军队支持的、不受人民欢迎、压在人民头上的政府。 毛泽东的方法曾在1937-1945年日本占领中国期间用过，并在1946-1949年间打败由美国装备的蒋介石军队的战斗中得到完善。胡志明1946-1954年间模仿毛泽东的方法在印度支那反对法国人取得显著成功；但在马来亚、新加坡，英国人由于把耐心、政治技巧与当地的有利环境结合起来，方能击败国家主义者。法国军队决定从失败中接受教训，研究了“革命战争”的概念，设计出对付的办法，试图用在自1945年以来就动荡不安的阿尔及利亚身上。但是法国人失败了，部分原因是因为当地法国居民坚持不合作态度；部分原因是因为法国人民明确表示不愿再支持另一场旷日持久的殖民战争；再就是因为他们采用的口号“法属阿尔及利亚”带来了无从调和的两难问题。阿尔及利亚人不能再容忍法国人的统治，正像印度人不能再受英国人统治，或一百年前意大利人不能再容忍奥地利人的统治一样。当地政府依靠外国的武器、顾问与资本，已不能得到民众的认同，后来美国在越南也发现了这个道理。 因此，到了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欧洲地平线上的军队再次缩回到保卫自己领土的规模，当然，我们已看到，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他们在社会与政治方面的问题同军事问题一样多。军队已不再像一百五十年前那样被看作是国家骄傲的体现，是国家纹章中的主干。上述高精度武器的发明逐渐使军人成为技术专家，他们的战斗力主要依靠武器的威力而不是人的力量。虽然dl国家仍保持着征兵制，军队的核心都是掌握高技术的专家，这些专家都是从其他专业部门选拔来的，既不能轻易征调，也不容易留住。 再者，维持三十年和平的结果，就像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那样，孕育出一代新人，他们对军事不感兴趣，他们轻视军事的价值，把军队看作是大可怀疑、无法理解与不屑一顾的混合物。德国尤其如此，军事传统的荣耀己黯然失色，军队难以吸引青年人的兴趣与支持。西方世界中那些在和平中诞生与成长，除了和平别的都未见过的新的一代，离开军事十万八千里，钻进了衣着打扮、头发长度与休闲生活方式等等的琐事中去了。看来自我选择最明白不过的是去追求爱情而不是战争。他们当中，越有政治意识，越对政治与社会制度中的不平等十分反感；他们愿意同外国人来往，看不到外面世界对他们有什么危险的威胁。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参加了防卫工作，尤其是参与（或默许）把核武器用于大规模毁灭行动的，被民众看作是政府从事非正义的罪恶活动的帮凶。 核时代的战争已无需征调大量经过军事技巧训练与军事学说教育的后备役官兵了。对军事怀疑、冷漠、敌对的看法散播开来，虽然对西欧军事力量并未立刻发生影响，但长期以往，必定要产生影响。看来，军事部门的自信心有可能大大降低，并将增强反对大量军事预算的社会势力；而生产武器的费用增长又势必迫使军事部门要求增加预算。人们也许可以感到宽慰的是，经过一千年武装冲突，欧洲已建立起这样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已有了充分的安全感，可以不再理会传统的战争价值，但这种感觉是完全靠不住的，因为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是如此地参差不齐、不可捉摸，那样的自信将被证明是不成熟的。1945年以来，并未改变战争或战争威胁仍然是国家政策的有效工具这一定论。对待那些并未设置自身安全防备的民族来说，这样的工具还的确会是非常有效的。